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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我有使命不敢怠”

2015-05-12 08:44:51 来源:文艺报 浏览:26
内容提要:三秦大地,似乎是一块有着神奇力量的土壤。这里曾经是13个王朝的故都,拥有着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同时,这里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三秦大地,似乎是一块有着神奇力量的土壤。这里曾经是13个王朝的故都,拥有着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同时,这里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农业文明在这里生生不息。在陕西作家中,不管是柳青、杜鹏程,还是陈忠实、路遥,以及大部分出生在上世纪4060年代的作家,他们几乎都来自乡下、出身农村,从小读的是“十七年”文学,受的是现实主义教育,这便决定了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一直是陕西文学的主流。贾平凹亦不例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便有意地在作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当然,这是属于陕西、属于商洛地区的根据地。贾平凹几乎认定了,自己这辈子基本上就是要为农村和农民写作的,原因再简单不过,“这块地方长萝卜,肯定就是长萝卜,长不了别的蔬菜”。

  然而,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贾平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种近乎于“巫”的东西,比如《秦腔》中那些纷繁的山野风情、《老生》中那活得超越了生死的唱师等等。贾平凹说,这些东西同样来自生活,来自自己童年时期的乡村记忆。贾平凹的老家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在秦岭以南,是楚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交界的地方,自古以来便流传着许多半真半假的神话传说,也有着一套复杂而完备的乡村习俗。他小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常常用风水、念咒等方法驱散病魔,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习惯、成了信仰。时至今日,贾平凹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步骤和程序,甚至有时也会自己做一回“巫师”,“大多是安慰性质的,缓解焦虑吧”。写作中的贾平凹常常会回想起这些“怪力乱神”,他说在小说中写这些并非是为了猎奇或刻意表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一整套复杂的管理办法,这其中包括宗教、氏族、伦理、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谓的风俗、习惯其实就是为了维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存和信仰的一种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只有真实地写出这些,才能完整表现农村生活的真正形态。

  长篇小说《老生》的封底上印有作者贾平凹的自述:“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出生于1952年的贾平凹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正是因了心中这不容怠慢的使命感,如今已年逾花甲的他始终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着佳作。近年来,从《高兴》《秦腔》《浮躁》,到《古炉》《带灯》《老生》,每隔一两年,贾平凹都会奉上一本厚重的大长篇,而每一次写作都是他对自己发起的新的挑战。贾平凹的勤奋和创造力令人感佩,也正因此,他被读者和批评家赞为文坛“劳模”。

  贾平凹曾说过,“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我感到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笔时才能写出要写的东西。”不管是“商州系列”和《土门》《高老庄》《秦腔》,还是最近的《带灯》《老生》,贾平凹的笔墨全都倾注在陕西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上世纪70年代,贾平凹从老家棣花镇来到西安,几十年来,他从未切断自己与故乡、与农村的精神联系。80年代以来,贾平凹跑遍了陕南几乎所有重要的乡镇和村庄。他从来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作家,总是喜欢出去看看。“下去走走”是他的喜好,去上海、北京看看是因为想要了解中国目前最发达地区的风貌。有意思的是,走了这么多年,贾平凹始终乡音未改,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他永远都操着一口浓郁的陕西腔,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标志。在小说中,陕西的方言、口语也会不时出现,因为“老家的土语口语最能表达那个意思,非要说成普通话就怪得很”。贾平凹深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生活在城市看不出来,常年待在农村也看不出来。只有跳出来,站在西安看老家,站在老家看中国才能看清楚。只有像这样‘抓两头’,才能掌握中国社会的形态”。

  2010年底,刚刚结束《古炉》创作的贾平凹来到了著名的贫困县——甘肃省定西县。他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生活过、观察过、思考过,如此,便有了《定西笔记》。在十几天的行走过程中,贾平凹深切感受到了贫穷,同时也发现了这种贫穷掩盖下的璀璨的精神文化。早在1996年,贾平凹就曾下江南“体验生活”,归来创作了《江浙日记》。与之相比,《定西笔记》无疑是更进一步的。贾平凹很清楚其中的差别——前者是考察,后者是真实的生活感受。所以他一般不喜欢团队采访,认为那样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东西,目之所及基本上都是被安排的、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好的地方。贾平凹喜欢“自己去,最多带一两个人帮忙开车,找一个当地朋友,跟他走一走,听他说一说,走到哪住到哪,该吃饭的时候随便找一家人,进去给人家点钱,吃口家常饭”。就像《定西笔记》里写的,“他不让打招呼,悄悄来的,你可不要给人说呀!”

  还有小说《带灯》,这个描写乡镇女干部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确切的原型。“带灯”是陕西一个乡镇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干部,连续多年,她每天都要给贾平凹发短信,有时一两条,有时更多,她事无巨细地向贾平凹讲述自己的工作、生活。贾平凹渐渐被这个来自深山的文艺女青年的故事所吸引,《带灯》的故事开始在他心中发酵。贾平凹坦言,《带灯》的创作也是他整理自己的过程,通过小说的创作,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了解了在那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说过:“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即使被认为具有强烈神话色彩的《老生》,贾平凹也坚持认为他写的其实是现实。三年前的春节,贾平凹回了一趟棣花镇。在当地,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是重要的风俗,如果谁家的祖坟上没有点灯,那就是这家绝户了。“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但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老生》的构思便由此开始了。回到西安后,贾平凹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为了写《老生》,贾平凹把《山海经》读了好多遍,他说,“中国人的文化思维都在《山海经》里,对外部世界形成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其实是从这里来的。”于是,《老生》中“说一句,念一句”的《山海经》成了另一条线索,“《山海经》是一座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

  在《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时,贾平凹不无感慨地说:“有幸生在中国,有幸目睹中国巨大的变革,现实给我提供了文字的想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会更加努力,将根植于大地上,敏感而忧患的心生出翅膀飞翔,能够再写出满意的作品。”为了眼前的目睹、心中的忧患,贾平凹的写作从不懈怠,他的行走也从未停止。陈思和评价贾平凹的小说是一种类似《红楼梦》的、“法自然”的写作方式,认为他“用特有的艺术手段平平淡淡地颠覆了、还原了社会生活的民间化和日常化”。贾平凹深以为然:“其实最好的东西都是最朴素、最平实的,你就老老实实地把它表现出来,胜过一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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