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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金与复旦知名学者李熙宗讨论社会学术问题

2011-10-11 15:01:15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106
内容提要:李熙宗,1940年1月生,江苏太仓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考上研究生,师从陈望道、胡裕树教授,研究语法、修辞。1967年研究生毕业。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复旦大学“汉语语言文字学”学科负责人;并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语言学”学科评审组成员、教学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修辞学习》杂志主编。

        李士金: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但有些同志勇于奉献而不以其道,好高骛远而忽略基础,急于功名而失其本心,甚至虚假不实、制造谎言,以误导误,故意炒作,其结果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学生以为,天下只有一个大我,天下只有一个大道,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自己的成功,每一个的失败都是自己的失败,每一个的幸福都是自己的幸福,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痛苦。俗语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心。”无论是对国家、社会,还是对集体、个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成为社会道德的共同信念。社会学术是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每一个老百姓最为关心事情之一,请老师批评指导,畅所欲言。

        李熙宗:言之有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很多,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如勇于追求真理、为民请命、热爱祖国、顾全大局、吃苦耐劳、甘于寂寞,等等。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优点不说跑不了。我想借此机会对教育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说一些逆耳之言,供大家参考。

        例如,国家提倡创新,我们知识分子理所当然要积极努力,争取多为社会作出贡献,但有些人想搞出一些创意,不是从事实说话,而是为创意而创意,为创新而创新,恨不能凭空搞出一个大东西来。为了立身扬名,把前人的东西,甚至有一定地位的东西,不加分析地否定掉。在这些人看来,如果不标新立异,就不能扬名,不扬名就难以被社会注意。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其实这种“名”是站不住脚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还有一种人,惟恐人家觉得他基础不怎么样,处处表现自己,想方设法弄一帮子人来炒作,内行人知道这种人并没有什么学问,但在一般人看来就觉得这种人了不得。他们自己也沾沾自喜,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把自己说成是权威,甚至中伤别人,抬高自己,其实是武大郎开店。他们所谓的学问有伪的味道,使一些没有根底的人受到误导。以语言学为例,其学科性质,科学性比文学研究要强,研究内容相对而言更接近自然科学。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不经过实实在在的努力,粗心浮气,是很难取得真正的收获的。一般的弄弄,在浅层次搞一搞,如果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水平能力还可以,若是既无实在功夫,又要显示自己的“创意”,甚至说自己有一套体系,就必然会弄虚作假、东拼西凑、玩弄文字游戏、搭花架子,这与抄袭不一样,但其危害是一样的。

        李士金:我感觉您的意思是我们的学者追求创新必须建立在稳固扎实的基础之上,否则不但创新不成,而且有害于社会。

        李熙宗:是的。无论做什么样的学问,打好扎实的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学术研究成功的基本规律。凡是急于立身扬名的人都难免忽略这一点,其结果往往与急功近利者本人的愿望相反。而那些真正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的人都十分重视打好基础。我跟陈望道先生学习,他告诫我们学生,不要急于建立体系,要在可靠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作扎实的研究工作。陈望道在1956年成立了最早的“语言研究室”,他要求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这些学生,首先要打好基础。包括胡裕树老师在内,望道先生都要求严格,要他们从打好基础开始,认真全面系统地阅读本学科的重要著作,不要看到一点,就急于写东西。望道先生认为一个人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整体的思想水平、知识、能力,然后才有写出好文章的可能。拿我来说,一直到文革以后,才发表文章。我说这些主要是强调做学问基础扎实是很重要的。而现在学术界的浮躁现象大家有目共睹,学者基础不牢靠,急于制作文章,对未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

        李士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不管做什么样的学问、干哪一行工作,都不能离开扎实的基础。但我发现在口头上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一点,而且往往认为自己知识丰富、基础扎实,不知何以如此?

        李熙宗:这就是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就象刚才我说的那种人,他们自以为不需要扎实的基础可以通过走捷径成功,这是他们自己认识上的错误。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同志需要真知,需要提高对各种问题的认识水平,这是我们事业走向成功的开端。一旦开端出现问题,以后许多事情都难办,俗话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如何,对该同志做任何事情有一个好的开端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我们的学者首先也要解决认识上的偏差问题。例如,任何学科、任何科学研究领域都有独特的价值,但有一些同志对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对象也有轻视的现象。比如语言学科,一种以研究语言本体结构为主要对象,另一种以研究语言运用为主要对象。长期以来,受到学术传统偏见的影响,本体研究占上风,应用研究被忽视,处于被动地位。搞本体研究的人对应用研究似乎不屑一顾。在语言学课题申报的实践中也体现了轻视语言应用研究的倾向,搞语言应用的课题申报成功很少。国外语言学研究早就开始重心转移,对语言应用研究十分重视。研究语言学的实质是为人民群众的交流思想感情、语言社会实践服务的,任何不同角度的研究,说到底,都是为实践应用服务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新月异、人民大众追求小康生活的时代变迁都更加要求我们的学者把应用语言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李士金:您是否认为教育学术界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认识上的偏差有关系?

        李熙宗:是的。比如,有人以为无原则的说好话对某人是好事,这就是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现在学术界的一种不良现象,就是为别人写书评写序,一开口就是“创新”“创造”,与事实不符。无原则的说好,也是一种浮夸,也是一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创新不容易,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最终应该让时间和实践去检验。负责的评价,应该是将某种成果放在这一门学科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和辨别,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现在人们往往撇开历史,随心所欲、相互说好话,捧得可笑。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根源还在于他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显然这是误解,结果决不会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古人讲“爱人以德”是很深刻的。还有一种浮躁现象也与认识问题有关,例如,在语言学研究中,盲目用国外的新名词、新概念,觉得那就是创新,实质自己并不真的理解人家的含义,只是生搬硬套、故作高深。至于怎样解决汉语研究的实际问题,更是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浮躁不实、盲目运用新名词、新概念呢?还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事物发展的结果,以为这样做可以提高人生的效益,事实证明,结果恰恰相反。国外的研究,特别是美国学者,善于提出新的东西,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们可以参考,吸收其精华,但要自然而然;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的新提法、新观念并不一定都有价值,更不用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我们盲目地跟风跑,到头来必然是一场空,有什么人生的效益可言!我们做学问,必须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能跟在外国人的后面,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唯洋是从。尤其不能急功近利,不懂装懂,用那些新名词、新概念来硬套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理论和实践。与其这样生搬硬套,不如老老实实地将那些东西介绍过来,比较可靠。前辈如武汉有一位老学者,一生搞语言学研究,只写了一本书,但很有质量。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1921年开始写,到1932年写成出版,整整用12年时间。他们正确的认识导致了他们正确的行动,才会有真正的人生利益!他们都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值得我们学习。无数事实证明:做学问只要基础扎实,循序渐进,必有成就。有了系统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能力,即使是半路出家,也能出很大的成果。比如鲁迅、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但后来从事文学和其它学科研究,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再如语言学界的周有光,现在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名誉会长,以前是搞经济的,后来转向语言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还有王运熙先生,基础牢靠,做学问心思非常集中,功夫实实在在,一篇文章有一篇份量,真正为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李士金:看来,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关于金文明批评余秋雨文史差错的事,社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我想有学术争鸣总是好事,一点负作用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总是可以因势利导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的。或许我们还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请问老师我们怎样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呢?

       李熙宗: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简单的看法。我认为,余秋雨这个人是聪明的,但文史功底欠缺。文革中曾在“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中干过,知识面也比较广,但不扎实。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从大文化的视角切入社会历史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所以他的鉴赏、随笔、散文写法还是可以的。由于他不甚重视实证、基础功夫,而是从比较宽泛的角度切入进去,描述各种事象,故不必强求他文史知识没有一点错。但若是作为比较严肃的文史学者,则更应该注意真实性、科学性。金文明做学问的路子与余秋雨不同。他有长时间编写辞典工作的实践和知识积累,注重实证和材料。我也编过几本辞典,深知实证、材料准确之重要,有时为一个例证,要查阅很多材料,才能找出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来。例如《汉语大辞典》,大家找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例证,下的功夫不小,还是有疏漏。所以,在金文明看来,余的书中有问题,不奇怪。我们应该从二人的争论中受到启发:一个思路比较开阔,一个注重实证、材料,二者各有所长。最好是互相学习、互相补充。思路开阔的要在实证、材料上下功夫,实证、材料功夫强的要开阔视野,融会贯通,二者结合,相得益彰。不要你攻我,我攻你,这样意义不大。现在也有一些人争论不是为学术,而是意气用事。更差一等的是利用这个扬名。五四时期,《新青年》曾经有意搞两个人的激烈辩论,以引起社会的关注,那是出于历史的需要。若是为了个人名利,就比较可悲了。确实,这也关系到认识上的问题。再比如,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估和评奖,从认识论上来说都是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这在大纲上完全正确,但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就有了偏差。

        李士金:现在各单位同志对于学术成果评估和评奖等问题议论较多。学术成果评估和评奖其本意是为了促进学术繁荣,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种种弊端不断出现,反而挫伤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使许多知识分子无法心情舒畅地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努力工作。您刚才说到这也与认识上的偏差有关,请您具体地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李熙宗:例如,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较大,现在学术评估体系就比较混乱,片面性很大。有的学校比较强调大部头,且不问质量如何。从人类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有的大部头千古不朽,有的一篇论文也千古不朽。如《史记》、《资治通鉴》是大部头,固然流传不朽,而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篇幅不长,也同样千古不朽。主要应该看其内容质量如何,而不应该看其部头大小。质量差的,部头再大,也不必夸奖,质量好的,部头再小,照样应该充分肯定其价值。有的学校又有只重论文不重书的评价方法,好象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天神一般。大部头的编著、专著又大为贬值,甚至不算一定层次的科研分。可是同样一篇论文,在权威期刊发出来是最高的一等,在核心期刊发出来是第二等,在一般期刊发出来是第三等,在《论文集》中发出来就没有等了!我们有的学生,他在《论文集》中的文章是相当好的,但不算核心期刊文章,后来在《修辞学习》发一篇短文,是核心期刊,我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还是《论文集》中的好,更有份量和质量。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0年,广东有一个青年教师,写了一篇关于语体交差渗透的文章寄给《修辞学习》编辑部,我看了以后觉得质量不错,就在《修辞学习》上刊发了。后来我在日本看到《中国语文》在几个月之后又把这篇文章刊发了。就作者而言,他是一稿两投,但从杂志编者而言,不应该刊登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事实,一方面说明《中国语文》在资料占有上不足,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中国语文》作为所谓权威刊物,所刊登的文章未必比所谓核心期刊或一般期刊好。刊物级别的划分本身并不科学,我们应该全面、客观、辩证地看待刊物,看待文章质量,而不能一会儿这个标准,一会儿那个标准。无论是专著、编著,还是论文,无论是什么样的出版社,无论是什么样的刊物,其形式本身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一种科研成果,到底质量如何,主要不是看发表的形式,而是看其内容实质。这样,评价体系的标准才能一致,也才是真实可靠的。用这样的评价标准衡量操作起来,只有一个难处,那就是各层各级的评价者必须是公道正直的内行专家,必须有很高的认识水平和能力。

        对评奖问题的认识也是这样,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无法达成共识,就难免会造成一些混乱现象。确实,现在各式各样的评奖太多了,缺乏科学的操作规则,反而挫伤了广大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比如上海市评奖,宣传部评奖,当然不能说毫无合理性。但怎样全面、准确地衡量一项科研成果,缺少令人信服的标准。往往掺杂着非科学非学术的因素,某几个外行人可以操纵其运作过程,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论文未必入选。开始时大家不知内情,参加评奖有积极性,几次下来,得出的结论跟大家预期的看法不一样,同行之间大家交流讨论不少,比较了解客观情况,评奖结果背离事实一目了然,以后,大家对这样的评奖就没有多大兴趣了。这样没有权威性没有可信度的评奖活动对学术研究并不有利。因为,一方面这种评奖活动缺乏可信度,缺乏学术权威和道德;另一方面,却具有对个人的刚性评价标准,诸凡职称、岗位、荣誉、经济奖励等无一不与此结合起来,造成了人们心理的极大矛盾和痛苦。比较正直的人觉得不合理,也有人随波逐流,不惜工本钻营,因为弄到奖后一切都有。这样就势必使学术泡沫大量出现!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展,一些人在电脑上一本又一本地制作成果,通过各种关系,得到各种奖励奖状。这就造成两种情况,容易做出来的,得到多;经过艰难扎实功夫做出来的,得到少。坚持走正道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牺牲许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这样在无形中就促使比较好的人也难免不想入非非。权力学术和泡沫学术是一对互相关联的连体婴儿,对国家和人民的学术繁荣极为不利。我认为学术评估必须要民主化科学化,科研评奖必须要有公信度、权威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提高我们的理论认识水平是首要的任务,只有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论,才会有正确的行动和实践。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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