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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小说最能体现“人学”特质

2014-08-11 08:15:11 来源:文艺报 浏览:41

  “认识你自己”是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但是至今谁也不敢拍着胸膛说“我真正地认识了自己,并且理性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己”是个神秘的未知数,历代不少哲人想破解自己的人性密码或他人的生命密码,铸就了见仁见智的“人学”作品,然而“认识你自己”仍是个常说常新的命题。“我不想做自己”正是作家修白“认识你自己”的哲思答案,而且是个既清醒又无奈的答案。

  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包括自然关系在内的宇宙间所有关系的总和,而在总和里塑铸的人性是多么复杂、深邃、奥秘。仅说人的理性思维是难以阐释清楚的,即使运用非理性哲思也感悟不透,体验不深。

  高尔基为何做出“文学是人学”的判断?正是他深刻地认识到或切实地感受到文学以其自身功能在完成“认识你自己”这个哲学命题可以发挥的独特优势。小说《证人》的可取之处在于作者修白能够自觉地“认识你自己”,并从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中来体验人性的善恶、心灵的分裂、人生的苦难、人间的荒谬以及生命的安危。她把这些独特而深切的体验与认知同自己创构的小说世界紧密相连,这不仅使得修白笔下的人物刻画增强了人性的深邃感,也使得她的小说艺术富有不少哲理性的诗意。

  若说文学是人学,那小说最能体现“人学”的特质。这是因为小说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就是塑造活生生的人物,人物刻画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外貌形态上的惟妙惟肖,而是灵魂挖掘得深不深,人性剖析得透不透。从《证人》来看,修白是位敏于思索的作家,我虽然无暇阅读她的所有文学作品,仅从她近期的数篇作品中,可以判断她擅长刻画人物。特别是普通平民百姓甚至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几乎都在她笔下活灵活现。对性格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人性的善恶性等充满了怀疑与追问,做出了一次次淋漓尽致的人性的个体剖解,从小我的个性中引伸出社会共性,从人的性格内涵窥探出文本的思想意蕴与社会意义,是其小说反映或再现社会人生的深度与广度所在。

  这并非说修白在小说中刻画的所有人物都那么成功,都那么有特色和深度,只是说她在小说世界里对于人物心灵或人性的刻画极为重视、极其显豁,是肯下苦功夫与深功夫的。如此坚持下去,相信她将成为人物刻画的圣手、心灵剖析的高手。

  《证人》这篇小说的优长,在我看来,是以人的剖析见长,以灵魂拷问取胜。小说围绕母亲陈桂芝一家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展开。这本来是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几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公务员,或者是中学教师,应该和睦相处,幸福度日;然而恰恰相反,不仅父母子女之间缺乏浓浓亲情,离心离德,相互提防,而且,多数人的下场都不能善终,没有圆满的结局。

  这个家庭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母亲陈桂芝身上。说句苛刻的话,她是这个家庭的“罪魁祸首”。“母亲”的角色一向是被用来讴歌的。修白在这篇小说里完全颠覆了“母亲”这个角色应有的属性。“母亲”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们,甚至站在“恶母”的立场看待自己的孩子。她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以世俗社会商品属性来区分的。在整篇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中,我们看到下岗的小女儿碧苇因其母亲的私心未能参加高考只能当名车工,在下岗大潮的洪流中失业。她是这个家庭中最没有地位,也是最卑微的小人物。但是,在所有的危难面前,只有这个质朴的小人物挺身而出。她始终在为自己的亲人奉献自己,她靠自己的勤劳和对老年的父亲的悲悯,以一个下岗女工不屈服命运的坚韧姿态有尊严地活着。而“母亲”陈桂芝对她的诋毁与诬陷、公务员弟媳妇对她的欺辱、大姐碧葭对她的扶助,都在拷问是什么在维系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人的良知、道德底线何在?

  人,为什么来到世界?他们来了,组成一个个家庭,不是以温暖关爱的心态凝结生活在一起,而是勾心斗角,彼此算计。“母亲”陈桂芝的算计人生几乎是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底色,她是一个典型的“母性”异化者。大女儿碧葭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优秀中学教师,是校长的有力竞争者。只因其母偷走茶叶底下的两万元钱,造成一场被误解的官司,因此而失去了当校长的机会。由这场官司牵引出我们追寻的真相以及真理的真相这个命题。儿子大宝夫妻因其母“重男轻女”以及纵容驱利而受贿导致深陷囹圄。老头子因其年老体衰而遭到陈桂芝毫不留情的抛弃。这一切不幸都与陈桂芝的极端利己主义有关。

  《证人》以解剖刀式的笔触从多侧面严峻而深刻地拷问“母亲”这个角色的灵魂所在。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的母性完全被利己主义异化,把亲生的儿女当成“自己养的只是几只羊羔,羊羔养大是为了在羊羔身上谋取利益”。即使是她偏心的儿子大宝也被她责骂成“娶了媳妇忘了娘”的负心汉。她妄图把子女的生命财产都作为自己的私有物而据为己有,以物的支配权来操控子女们的生存权利,满足其享尽人间富贵、虚荣奢华的贪欲之心。对与自己生活一辈子的“老头”也要算总账,在“老头”的生命步入膏肓的尾声,不仅不给“老头子”做饭吃,还把他“变成会说话的哑巴”。她擅长混淆和蒙蔽事物的真相,懂得怎样施以小计骗取和离间人心,以此“建立自己的裙带帝国”。

  总之,陈桂芝作为人妻人母乃至公务员,其整个灵魂完全是利己主义私欲的膨胀体。在传统家庭关系的道德伦理中,她已经完全丧失了爱的基准点,一切皆从人的利害关系出发,把家庭关系中的亲情异化成商品交换的属性甚至是暗藏了邪恶的欺诈。陈桂芝这个害人者的悲剧角色,究其深处也是不自觉的受害者,她在“母亲”这个角色的扮演中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肆无忌惮的贪欲蒙住了她为人母的理性视力。任何一个社会,母性的异化比他者的异化更为可悲,母亲的异化代表了一个家庭的异化,乃至一个社会的异化。修白在《证人》这篇小说中对“母亲”陈桂芝的灵魂的拷问是深刻的,人性恶的揭露是有力的,以至于在创作谈中呐喊出“我不想做自己”这样的人性角色定位的呼唤。她在呼唤那个我们熟悉的母亲、温情脉脉的母亲、慈悲为怀的母亲,也是在呼唤亲情真爱的回归。

  与对陈桂芝的人性剖析入木三分相比,小说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碧葭就显得性格单纯。虽然她朴实纯洁,直爽热情,富有同情心和进取心;但是,在所谓的“贪污”对簿公堂以及“一见钟情”的问题上,则表现出思想的简单轻率。如果对碧葭的刻画在情节设计上再完满一些,细节描写上再丰盈一些,那她的形象内涵就会更充实,人性的刻画就会更深切。

  从小说《证人》可以体会到,写小说就是写人物,写活人物,写出人物的心灵史,写出人的性格史,写出人的生存史或生命史,这正是作为人学的小说创作的质的规定和审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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