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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宋朝“故事” 也谈宋朝的专制

2014-06-11 09:02:54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42
内容提要: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

 

司马光。 (南宋人绘《八相图卷》/图)

 

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吴钩先生却相信,凡是不让皇帝及其臣僚越权违制的种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君,就是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识司法独立精神。他把他的这种误解,赋予他所精心挑选的那几个宋朝故事,从而发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并不专制的宋朝。

吴钩先生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一口气给我们讲了四个故事,以说明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王朝(《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同舟共进》2014.3)。文中的四个故事,讲的都是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讲完了这四个故事,吴先生又以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讨论了宋朝理学家所希望建立的虚君制度宰相治理,以及执政(宰相)与台谏”“相制而不能相胜的政体结构。而吴先生更进一步的创见,则是提出了宋代具有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而且有了明显法治的意识司法独立的见解,甚至也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吴先生因此认为,所有关于宋代君主专制得到强化的论断,都是不能被认同的。

为了不至于误会吴先生的意思,笔者再三读了吴先生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有论有据;但不足的地方,是对论据的误读;而误读的根源,则在于对专制一词的误解。

被误读的宋朝“故事”

以下是吴先生所讲的四则宋朝故事。

第一个故事。宋初,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太祖于是任命赵普为相。但诏书没有宰相签名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太祖说可以由他来代为副署。赵普认为,这是宰相的事,不该皇帝来做。最后,由同平章事(宰相官衔)、开封府尹赵匡义签名副署,太祖才签发了任命诏书。

按宋朝的规矩,皇帝的命令,凡是由中书(相府)执行的,概由中书按皇帝指示起草诏书。其程序是:宰相从皇帝那里接受指示(“取旨”);命中书舍人(相府属官)按皇帝的指示依式起草诏书;再由宰相在诏书上签名副署;然后呈交皇帝签名生效。可见,吴先生所谓宋代诏书表达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见,皇帝只是照例批准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讲法,无非是把相府的工作程序当成决策程序,完全是由于误读所致。

第二个故事。神宗因为陕西用兵不力,下令将一名转运使处斩。宰相蔡确认为,这会坏了宋朝不杀士人的规矩,不同意杀。而门下侍郎章惇,则以士可杀,不可辱为据,连神宗要将此人刺面流放的旨意也坚决反对。他还告诉神宗: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坚持的是祖宗家法,章惇强调的是士大夫尊严。二者都是以宋朝的文治理念为依据的。忠臣谏诤,明君纳谏,是中国人历来强调的政治传统。做臣子的维护祖宗家法和文治理念,谏止皇帝的任意胡为,显然与宋朝是否专制无关。将这样的故事,作为宋朝不是专制王朝的证据,又不知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误读。

第三个故事。陪孝宗下棋的赵鄂向孝宗要官。孝宗惮于外廷的阻挠,就让赵鄂自己找外廷官推荐。赵鄂找到恩公中书舍人葛邲,要他推荐,但遭拒绝,说哪怕是皇帝降旨,也照样要驳回。

宋朝封官,虚衔虚职泛滥。官员只有受皇命差遣,才真正有职有权。赵鄂因为陪孝宗下棋,获得了武功大夫这一中级武衔,和浙东路钤(即钤辖)这一地方警备官虚职。对于一个棋手来说,待遇已经不低。凭技艺得官,属伎术官一类,按规矩也只能得到武职。太祖、太宗时,以一技之长行走于宫廷的伎术官,近水楼台先得月,由武职迁任文职的事很多。后来,真宗曾下令禁止伎术官像京官那样考核升迁,仁宗也曾下令禁止伎术官请托辅臣和宗室荐举为行政官。这两条,估计都与伎术官由武职转文职有关。

鉴于汉唐之失,宋朝对外戚和宦官限制得很严。此类对伎术官的限制,用意也无非如此。赵鄂估计也是想迁任文职,以便有机会得到差遣。但孝宗让赵鄂找外廷官推荐,更像是一种婉拒。记载此事的张端义,就称赞孝宗:非特处君子有道,虽处小人亦有道也。而葛邲坚持祖宗家法,固然是为官的本分;但从他称赵鄂为我家里人,也不难看出还有避嫌的意思。总之,以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皇帝不敢私自封官,也还是出于误读。

第四个故事。给事中谢深甫,每每敢于缴驳光宗提拔近臣的私旨;中书舍人楼钥,对光宗不合法度的私旨同样缴奏无所回避

吴先生讲这个故事,还是要说明宋代皇帝不能任意提拔官员,而且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缴驳的权力。虞云国在其所著《光宗传》中指出,韩侂胄因为是嘉王(后来的宁宗)夫人的曾叔祖,短短四年竟升迁了27年磨勘(即历练与政绩考察)才能达到的官阶,光宗还准备超授他四阶,又相当于20年的磨勘转迁,后因给事中尤袤缴驳才作罢;而品行为人所不堪的耶律适嘿,光宗任命他为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驳,光宗以御笔宣谕他书行(即签字同意),尤袤只好照办了。尤袤是光宗做太子时候的旧僚,曾因讽谏光宗不要任用私人而被逐出京城,他的上奏也曾被光宗撕碎泄愤。尤袤后来积忧成疾,上表光宗,请求致仕,光宗也不予理睬。可见,在皇帝能否任意提拔官员,是否尊重臣下封驳之权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约。这两个例子,正好可以用来反驳吴先生的误读。

宋朝专制的制度化水平高于汉唐

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其集权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皇帝的专制。由秦到清,两千年间,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就是以强化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其特点之一,就是越来越理性化。这个理性化,从制度设计来说,就是使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从对皇帝的政治品格的要求来说,就是使他纳谏而不是拒谏,以及近君子而远小人;而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来说,就是从制度约束和教育入手,使他们不忘忠君爱民。

在这个理性化的过程中,以汉唐与宋相比,前者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皇权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少;而后者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皇权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多。由汉至唐,因为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少,所以就出现了诸如皇帝与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如西晋司马氏诸王)共天下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皇帝可以任意将权力赋予他人,却收不回来而造成的。

宋朝是非常重视皇权专制的理性化的。如上面所讲的第一个故事,其中有过这么一个细节。当时有人建议效法唐朝甘露事变之后,因宰相缺席,而让尚书仆射(尚书省的副长官)奉行制书故事。但反对的人说,这种事情发生于非承平之时,不足为据,因此提议由同平章事的赵匡义来副署,以完成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的细节说明,宋朝士大夫非常重视程序和原则;对于决策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对制度的破坏性,抱有高度的警惕。这正是专制集权制度愈趋理性化的现实反映。而上面讲的另外三个故事中所强调的祖宗家法,也都包含着强烈的按制度办事的理性化特征。

从具体的制度设置而言,宋朝的专制集权有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把军、政、财权都收归中央;二是将内、外廷行政系统分权制衡与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是科举选官制度的普遍实行;四是对恩荫的严格限制。对于这样的理性化,宋朝君臣自有种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宋太祖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北宋宰相文彦博所说,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高宗则谓,宋朝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基于文治理念的理性化,一方面针对的是五代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另一方面针对的是皇帝与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共天下的问题。在这一理性化的制度创建过程中,宋朝的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等中枢权力,都分别集中于皇帝。所谓权在人主,下无专政之嫌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君权主导下的分权制衡

强化皇帝的专制集权,这是根本前提。至于理学家的虚君共识,即便有,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富弼反对神宗事事亲批,说哪怕每件事批得都对,也不符合为君之道;何况总也会有批错的,日积月累就是一大堆。他特别提醒神宗,正当变法之时,皇帝应该洞烛小人趁机生事的本性。他这里讲的是为君之道,是人君南面之术,而不是什么虚君。即凡事让臣下去做,错了当然都是臣下的错,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并猜不透。如果事事亲力而为,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都了如指掌,夤缘作奸的小人就有机可乘。皇帝如果出错多了,不仅会丧失神圣的权威,也等于是授人以柄。

而陆九渊所谓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无非是说君王不要暴露自己的好恶,也不要被小人所蒙蔽,讲的也是人君南面之术。只不过他认为这样反而可以使臣下做起事来不受束缚,尽心尽责。中国的古人,讲人君南面之术,总是讲垂拱,讲无为,其实都是讲君王不要把自家的心思暴露在臣子面前。讲得更甚的,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说人君装糊涂,放手让臣子们去说去做,才能洞烛臣子内心的想法。诸如此类的问题,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早已讲得清清清楚。看到要君王垂拱无为这些词儿,就以为是虚君,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

关于宋代的相权,吴钩先生引用了《宋史·职官志》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以及《宋会要·职官》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的说法,以说明相权虽然被多个机构分割,但宰相所统率的政府,权力并不亚于汉唐,只不过相权本身是被分散了。我们权且不讨论这样的表述在逻辑上是否有欠通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宋朝仅仅是宰相对皇帝负责,还是宰相、枢密使、三司使(掌盐铁、度支、户部)分别对皇帝负责?

事实上,北宋大部分时期,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对皇帝负责。那时,中书省与枢密院称二府,对掌文武;而三司称计省,独掌财政。元丰改制之后,三司撤销,财权统归户部,置于宰相的控制之下。但宰相的权限虽然扩大了,同时也加强了副相(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分权。到了南宋,宰相或兼枢密使,又获得了处理部分军政的权力,但也使副相与枢密院副使互兼。这种做法,固然是出于宋金战事的需要,也是为了限制和防范各军事将领势力的膨胀。

所以,表面上是宰相权力的扩大,实际上是新形势下保证皇帝继续专制集权的举措。由此看来,说宋朝宰相事无不统执大政之类的话,其实都有些说过了头。只有佐天子三个字,是说得准确的。总之,在宋代,皇帝控制政府的方式与汉唐有很大不同,宰相的权力范围与汉唐也不一样。

吴先生还以宋代台谏对皇权和相权的制约为例,来说明宋朝政体的二权分立,即君权与相权的分立,以及政府与台谏的分立。这显然也是错误的。关于君权与相权的分立,吴先生的证据,一条是讲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一条是讲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朱熹语)。可是这两条材料,无非是说要分清权力的性质,使君相各司其职。尤须指出的是,所谓政出中书,其合法性,就来自权归人主的制度设计。既然如此,皇权与相权,就不是分立的,而是从属关系,主从关系;是行政权从属于而不是独立于决策权的关系。

而吴先生所谓政府与台谏的分立,程度也非常有限。关于宋朝宰相有权任免台谏官,史书有清楚记载。惟其如此,宋代台谏官迎合宰相的事情,十分严重。如南宋宰相韩侂胄专权,而言路皆侂胄党,于是台谏迎合侂胄意,纠举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台谏官迎合韩侂胄,说到底,就因为他是宁宗皇帝的宠臣。虞云国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中,论证了宋代台谏制度的设立,虽有监察君主失误的用意,但台谏监控机制中君权的独尊,与分权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冲突的君权的失误便为相权染指并进而控制台谏系统开启了方便之门

虞先生认为,宋代君主、宰相和台谏的分权制衡系统,仍是以君权的独尊和主宰为前提的。对于这样的事实,吴先生一概不予注意,津津乐道于宋代的分权制衡,感叹其精妙优良,说是君主不要专制,是作为宋朝的一项宪则惯例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厢情愿,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防弊之政”意在专制

为了说明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王朝,吴钩先生又大谈所谓宋朝的“‘立法民主机制,说宋朝记录帝王言行的《宝训》、《圣训》,均为士大夫的集体塑造。写得兴起,他又结合宋朝立法有向朝野征求众人诸色人等意见的程序和方法,有根据官吏民庶意见修改已颁布法令的规定,强调宋朝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吴先生又讲宋朝有法治的意识司法独立。他引述宋朝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的话头,认为这就能证明宋朝已出现了法治的意识’”

宋人好讲大道理,这样的话自然讲得不少。我们的古人,也从来都是这么讲的。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没有不立法的。立法的初衷,也是要人遵守。若说是这样的法治的意识,不要说宋人,从来也都是有的。吴钩先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汉朝廷尉张释之轻判惊动御驾的乡下人的故事,以及宋人对这一故事的法治意义的讨论,一方面要读者深入理解这一传统;另一方还要读者认识宋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非凡见解

张释之的这个故事很简单。文帝坐马车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有个乡下人唯恐犯跸,就躲到桥下。等了许久,他以为皇帝的马车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跑出来,却正好惊到了文帝的马,险些伤着了文帝。文帝一怒之下,把这个乡下人交张释之处理。但张释之的判决,是建议罚金。文帝说自己差一点就被摔着了,这样的判罚太轻。张释之说,如果皇帝当时把这个乡下人杀了,自己这个做廷尉的也管不了;但既然交廷尉审判,就只能依法定罪。然后,张释之跟文帝讲了一番法律是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大道理,文帝听了口服心服。

就这么一个故事,却引得喜欢讲大道理的宋朝人拿张释之开涮,说怎么可以说皇帝把人杀了廷尉也管不了呢。吴先生抓住这个问题,引宋人洪迈的话,说张释之这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他还介绍了陆九渊根据《尚书》所谓偶犯,但不是故意的,犯了大罪也不可杀的施法原则,认为张释之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跟文帝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他认为,陆九渊在这里阐发的,是司法独立的非凡见解;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古老而永恒的法理;所制定的法条也应符合这样的法理,司法才能独立,并避免法家的任法之弊

但是,在我看来,张释之作为为天子执法者,明确告诉汉文帝廷尉的责任就是依法判决,是很有道理的。他哪里想得到,他的一句加强语气的话,竟成了喜欢讲大道理的宋代士大夫吹毛求疵的口实。他当然更想不到,这样的吹毛求疵,到了吴先生这里,就成了司法独立的佳话。他为什么不能想一想,陆九渊所讲的《尚书》上的那条古老永恒的原则,若真的实行起来,较之法家的任法之弊,必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的张汤,判案子就总喜欢引经据典,使之符合儒学的教义,却逃不脱酷吏的恶名,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宋朝对内对外,都不是一个进取的王朝,惟于防弊上深有心得。此所谓防弊,防的就是臣下夤缘为奸,而皇帝不能专制之弊。而吴钩所谓民主立法,其实也是宋朝皇帝防弊的一种措施,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所以,不能一看到征求诸色人等的意见,就以为是民主立法。征求意见,属于兼听,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这里不妨请教一下吴钩先生,宋太祖篡位之后实行强化专制集权的种种措施,究竟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思,还是出于宋朝的士大夫集体塑造?这个问题,想来吴先生在心里应是问过自己许多遍的。然而吴先生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宋朝政府权力与汉唐宰相机构并无不同,只不过宰相个人的权力没那么集中这样的表述,来否认宋初有专制集权措施,以避免与他的宋朝权力运行机制并不专制的论点撞车,不仅文不对题,且失之于掩耳盗铃。邓小南教授在其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中指出:宋代立法原则,就是太祖所谓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对于这一立法原则,邓小南引太宗皇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之语加以解释,道出了有宋一代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宋朝官僚张咏的“故事”

好在吴先生对于宋人已有司法独立的见解不过点到为止。他笔锋一转,就泛泛而谈宋朝的独立审判制度。从字面上看,这些审判制度的设立,其防弊的功夫虽然做得很细致,也很独立,无非是防止官员越权和舞弊,为的就是保证皇权专制。而笔者由这种独立审判,自然而然想起一个叫张咏的人。此人在太宗和真宗时期做官,政绩和政声都很不错。这里,却不妨举几件他做得不堪的事。

张咏任崇阳县令时,遇一村民居然从市场上买菜吃,而不是自己种菜,就断定人家是惰农,对人家动用了鞭刑。张咏总是喜欢凭推论审案。在崇阳,有一次他检查仓库,发现某库吏左鬓头巾下夹着一文钱,而且态度很不老实,还蛮横,遂以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判词,亲自将此人斩于阶下。

张咏知杭州时,一个做弟弟的,与姐姐打财产官司。原告的姐夫告诉张咏,岳丈去世时,这个小舅子才三岁。丈人遗命他掌管家产,将来十分之三的家产归这个小舅子,十分之七归他们夫妇。张咏听了,即断言他岳丈深知如果不这样分,这小舅子就会死在他这个做姐夫的人手里,命令他马上将十分之七的财产分给小舅子。

张咏后来到益州做知州。在益州任上,据说张咏有一个小簿子,记的都是谁谁谁有怎样的阴事细过。张咏每次办案前,都要翻开这小簿子默记。之后,不是杀人,就是动刑,不皆究实。这样的判案,想来也是推论的居多。他甚至还因为私愤杀人。如他手下的一名吏员,因为言语冒犯,他就给人家上了枷。那吏员不服,说有种你就杀了我,否则就让我永远戴着这枷。张咏一怒之下,就把这吏员给杀了。

还有一则故事,听来更令人发指。说张咏在官衙,见一军卒与小儿在廊下戏耍。不知怎的,那小儿被惹恼了,忽然怒扯其父。张咏大怒,叫来众人,说益州人好犯上作乱,都是习俗使然;幼儿已如此,等长大了怎么会不造反呢?然后,竟把这个小孩儿杀了。

按宋朝的法律,知县有权对人用刑,却无权杀人。张咏在崇阳擅杀库吏,曾上书自劾自劾的结果虽不得而知,但料想他不至于认为自己触犯了重法。而他后来到益州去做知州,因为得到便宜从事的授权,就敢于凭推论断案,大开杀戒,甚至因私愤而杀人,亦不惜以残杀幼童来震慑大乱(王小波、李顺)之后的蜀地民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皇帝授权之下的专制性质,以及这种专制所可能达到的暴烈程度。关于张咏的这些听来让人不堪的故事,可都是在吴先生所谓的独立审判之下发生的。

专制不是无法无天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而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种专制主义逐渐地摆脱自身的非理性化倾向,而趋于深入地转向理性化。可以认为,理性化是历史上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君主专制必然以其自身的理性化为目标。总之,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对于欧洲近代新专制主义的兴起,曾这样写道:王权是神圣的,它是仁慈的。它是专制的,它是合乎理性的。这与中国专制主义制度下君王的追求并无二致。

而吴钩先生心目中的专制,即皇帝完全不受约束的专制。很难想象,完全不受约束的皇帝专制穷竟是怎样的。我们在中国宋以前的历史上看到,当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越来越少,则来自于诸如外戚、母后、宦官或膏粱子弟专权乱政的事情就越多。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由于皇帝将权力赋予私人,却不能收回而造成的。宋朝的太祖、太宗对此看得很透,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整个国家制度的设置上强调使臣下无专制之私,以保证专制之权收放自如,始终不脱皇帝之手。

虞云国指出:前代治乱的经验教训,渐趋圆熟的统治思想,再加上政治制度的自身演进,促使宋代统治者迈出了分权制衡的重要一步;但它的前提必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然而,因为与士大夫共天下,宋朝出现过许多与奸臣共天下的局面。其实,这种情况在之前的朝代,又何尝少见。

宋代分权制衡的结果,无非是诸害取其轻。所以,关于宋代的分权制衡,或许应该更加注重的,是皇权的主导和专制与这种分权制衡之间的关系。但是,吴钩先生却相信,凡是不让皇帝及其臣僚越权违制的种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君的,就是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识司法独立精神。就这样,他把他的这种误解,赋予他所精心挑选的那几个宋朝故事,从而发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并不专制的宋朝。

作者:程念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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