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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愈合历史留下的斑斑伤痕

2014-05-12 09:40:36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39
内容提要:对我们来讲,绝对不能忽略《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

陈道明:愈合历史留下的斑斑伤痕

 

陈道明

 

对我们来讲,绝对不能忽略《陆犯焉识》这部小说第一页的第一句话: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

小说相当于《归来》有一个一共500页纸的小传,我们只演它的460页之后,但小说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有用。

电影和小说精神上是一致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坚持,一个普通妇女的坚守。

不是在控诉,没有怨言。这是一个愈合的故事,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

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陈道明

张艺谋看美剧《纸牌屋》,是陈道明推荐的,推荐并不是因为有多好——甚至他觉得第二季剧情“有点离谱”,推荐是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故事的另外一种拍法。

和《纸牌屋》的主演凯文·史派西一样,陈道明也是舞台剧出身,无论面对影视作品的镜头,还是面对南方周末的采访镜头,陈道明都保持着自己的舞台节奏,这是一种难以攻破的气场。

影片《归来》,是陈道明和张艺谋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英雄》——被认为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的标志性电影。也是从那部影片起,人们开始用另一种姿势“批判张艺谋”。

“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够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的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陈道明一直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一个词的重要:愈合。

“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粘接它,愈合它,这会产生感动。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今天的陈道明,受到两个人影响:一位是他父亲,一位是钱锺书。

1989年,陈道明面临两个选择:拍《围城》,还是做《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正大综艺》第一期找的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面临职业选择。按理说那个节目利益大,知名度也大。”

众所周知,陈道明选了《围城》,此后也从未涉足过电视节目;姜昆做了《正大综艺》第一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后来捧红了杨澜。

1990年代演完“方鸿渐”,陈道明处于浮躁之中,他去钱锺书家三次,至今记得钱家惟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在钱家能闻到的是书香。他感觉到,在文化面前自己“什么也不是”。

有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是什么”。

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然后运动、牛棚、五七干校……和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文革”的这些“标准程序”:“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

陆焉识是和陈道明距离最近的人物:“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他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类似父亲的脸——戴着同样的眼镜。

“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上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陈道明说,《归来》能和观众“说点事儿”。

“我经常能看到‘仇恨’”

南方周末:我们从“批判张艺谋”开始。

陈道明:张艺谋一定也有不好的片子,我就在咱们《南方周末》上说过,我说逼着张艺谋都去拍“三枪”了。我也觉得他不应该拍出这样的电影,但是我不觉得该让他如临重锤。

我们的社会确实宽容度不够,所谓的尖锐和犀利,往往是基于生理的释放,不太考虑释放完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南方周末:不是改变吗?

陈道明:有的是不改变,有的是更差。我陈道明演了很多差片子,说实在很差,并不是我不用心,也不是我用功,创作作品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觉得这个片子不应该这么差,但它就是这么差。

南方周末:为什么“就是这么差”?

陈道明:我归结为能力。第一不能赖编剧,第二不能赖导演,第三不能赖团队,就是你自己解读人物的能力不行。你有没有解读这个人物的本事,包括体现人物的能力。

作家写文章,也不能说字字珠玑,谁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态度,看待一个事情的态度要大于他所谓的能力。我们太结果论了,说这个片子不好,这个人就是王八蛋了,这个人就是无能了,这个人就阳痿,谁又敢说自己在行业中,事事是光彩,件件是标准呢?

我首先看他执行这个片子当中是不是认真了。如果他根本是在玩忽职业,开骂,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他很认真、很用心,但是效果不好,我们是不是该采取另外的方法呢?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方法?

陈道明:讨论式的、提醒式的。现在我经常能看到的是“仇恨”。对于一个作品,批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他笔尖的酸刻和温度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但是你现在上网,看到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与事,不管与他有没有关系,真是如有杀父之仇一样。我特别奇怪,这些人的戾气从哪儿来?而且挥之不去,互相感染着,激发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拍一个坏片子,对我们演员来讲,对一个导演来讲,都是有职业代价的。你拍了一个坏片子,下次请你的时候人就含糊了,说给你投资8000万,人说你有这个能力给我赚回来吗?给你投4000万吧。这都是代价。

 

陈道明:愈合历史留下的斑斑伤痕

 

对陈道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钱锺书。一段时间,他们都曾是在中国“什么也不是”的知识分子。陈道明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像,就是一张很像自己父亲的脸——戴着相似的眼镜。(陈道明画作/图)

 

“来了”,你想吧

南方周末:剧本《归来》什么东西打动你?

陈道明:原因就两个:我们写知识分子的电影很多,《人到中年》、《太阳女人》……很多很多,包括《芙蓉镇》,但我始终觉得没有一个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陆焉识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比较典型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跟我的生活有相当契合的东西,我的父亲。我看到陆焉识,我给陆焉识画的第一幅画就是……

南方周末:一个背影?

陈道明:不是,背影是另外一个。我第一幅画是一张脸,像我父亲的脸。陆焉识的造型里,有几副眼镜,我挑了最像我父亲当年戴的一副眼镜。

张艺谋在找我之前,我就看过《陆犯焉识》,他一来找我,我就说,那个人物形象我有。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画人物的习惯?

陈道明:从开始拍戏就有这样的习惯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习惯,我演的人物,看完剧本的时候,我就会先勾画这个人物的基本轮廓。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穿长衫,这个人物坐的时候是这样的,形体应该是这样的;我演的时候,会复原这个人物的文学形象和我想象中的画面形象,把他们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对我很有用。

笔最勤的时候是我在学员队里,虽然我只是群众演员,但我会把全剧的角色都画出来,比如说《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大大应该是什么样的,童阿南应该是什么样的,春妮应该是什么样的?特别可惜,那些画现在找不着了。现在画画其实很功利,只是用时才提笔,非常荒芜无力了。

南方周末:说说你当时认为的陆焉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道明:当时一边讨论剧本我就一边在想,这个人物到底从哪儿入手为上?

借用形象、借用细节、借用情绪、借用想象力……在形象和文字中间磨来磨去,琢磨出来一个我想象出来的陆焉识和我父亲的结合体,此乃画中人。

我只有通过我经历过的、体会到的,从小记事以来能够想起来的,在各种运动面前我看到我父亲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这是谁都不会代我体会的。

我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心里特别瓷实。陆焉识是我演过的数十个人物中,跟我生活距离最小的,我想起陆焉识,就能想起我的父亲。不管是《围城》也好、《末代皇帝》、《康熙王朝》、顾维钧,角色其实离我生活挺远的。我只能是照猫画虎描着来,唯独这个人物是我可以体验着来。满目皆是陆焉识。

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这都是通的。这个人物我没有觉得在创作上给我造成剥离感,没有距离。一部电影不可能去还原历史、解读历史、认定历史,但一个电影可以记录历史当中典型且永恒的一瞬。

南方周末:你父亲的命运如何?

陈道明:还算庆幸,起伏不算很大。我父亲的经历也蛮丰富的,还是我父亲相对老实吧。命运多舛有时候跟自己的性格有关,他还好,起伏属于丘陵式的,不像陆焉识是悬崖式的。我父亲的焦虑、恐慌可能大于苦难,没有太多具体的非常苦难的过程,当然,“五七”干校、牛棚,这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焦虑和恐惧大于苦难,怎么理解?

陈道明: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不焦虑吗?你一听见敲门,是不是抄家来了,你不恐惧吗?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时候,晚上十点,那时候睡觉睡得早,“哐、哐、哐”我们家大门响,就听见我们母亲说了两个字:“来了。”这个“来了”,你想吧,正是抄家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两个字“来了”。你知道他们每天在等待什么吗?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被剃成阴阳头了,你们家所有的东西就从窗户扔到马路上了。

反正我把苦难当经历,把经历当财富了。这是我们转换基因的一个最好方法。

把历史的伤痕一点一点地愈合,这里头有悲悯的东西,观众明明知道它愈合不了,这个人还在愈合。这个电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给它扣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电影,但希望从此你对张艺谋电影的看法能有所改变。

“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大度”

南方周末:《归来》的开篇,是那个特定年代里,亲人的背叛和出卖,但是几笔带过。

陈道明:背叛和出卖,只是情节的增递,情感的一个交织,它形成不了一个层面。我也跟导演讨论过,我们到底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每个电影都期待感动别人,其实感动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感动的目的是想改变别人,改变别人的思维方式,改变别人的情感状态,改变别人的人物关系。比如说看完电影出去,对别人好了,对别人善良了,哪怕是一时的,也都算改变。

我跟导演说,所谓的眼泪有三种:第一种叫喜极而泣,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梦了,现在中国电影从剧本到演员,一直到导演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是妄自菲薄,做不到喜极而泣,太高级了;第二种叫伤心的眼泪,比如说《苦菜花》那种,特别惨,把挺好的东西弄碎了,哭啊,伤心啊;还有一种叫愈合,叫感动,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在粘接它,在愈合它。这种会产生感动,也是眼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南方周末:而不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怎么被砸的?

陈道明:告诉别人一个东西砸了、坏了,很简单;但是我们把别人砸了的东西,缝上,把它愈合好,这很难,也很伟大。

陆焉识和冯婉瑜一直在愈合,愈合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斑斑伤痕,这是陆焉识最大的坚持。我们这个电影没有怨言、没有回忆、没有控诉。

有场戏,女儿跟我说:爸,是我告发的你。我当时就琢磨这个应该怎么表演。按通常的表演,会很丰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性事实,女儿终于跟我说我有罪了,是我出卖你了。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我什么都不想演,你不要给我脸,你拍我的背影就行了。

最后这个镜头就是我的侧后背,她跟我说完了这件事后,我稍稍一扭头,这事我知道,很平淡。任何表演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过去历史的大度。

还有一个细节,我去我的同学家,去找大卫的照片,他的太太告诉我,大卫自杀了。按照一般的状态就是:“啊,自杀了?”会突然间很悲天悯人的那么一种状态。我的处理就是:“哦。”完了,连头都没抬,都没看对方一眼。为什么我这么处理?陆焉识见过太多的死人了。他已经是“曾经沧海”的一个人了,他到底怎么表现这个?我用的是减法,陆焉识只考虑明天该怎么办,昨天的事情一概不记得。

南方周末:忘了昨天?

陈道明:过去说张艺谋的电影,或者我们很多在国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这个电影——不是!这个电影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坚持,表现了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在坚守。在任何国度、在任何制度下,他们都是伟大的先辈。

有些文章说,张艺谋又拍过去的电影,其实这个电影根本不是。

完全不是在控诉,连怨言都没有。你看陆焉识念信,我为什么这么处理?很美!我一点没处理他是苦的,而是很平淡的,我近乎于播音速度来处理这段戏。什么叫播音速度?就是理性速度。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创作,累就累在这些细节上。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南方周末:有一场比较激烈的戏,当你终于知道,谁害了冯婉瑜,你去他家找他,身后拿一个锅铲。

陈道明:知识分子的懦弱,还是心灵上的那种。不管怎么着,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经历,对于他来讲会造成一定不完整、不健康的性格和心态。到底怎么处理,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这个侧面,也是花了一番功夫。他理直气壮地去找对方算账,结果发现这个人也被关了起来,自己被这人的老婆臭骂了一顿。谁也没有想到,害我的人最后也是一个受害者,这是命运多舛。

要说体会这个电影,你可以体会很多,这个电影有很好的文学基础,选择的角度有一定的哲学思辨,又有社会观照,又有人文关怀。

《归来》一定也是给年轻人看的电影,它不是一个特定环境才能产生的情感的简单表述,它写了一个通古的人们的精神,没有年龄差异。

南方周末:这个通古的东西是不是人性的力量?

陈道明:对。一个人情感也好、信仰也好等等,坚持何等可贵?知道有结果的坚持可贵,知道没有结果的坚持更可贵,因为那叫信仰。

南方周末:但人性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陈道明:这就是电影和生活的区别。不管哪个电影,它都要对生活在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精神上的扩大,或者是力量上的扩大,或者是情节上的扩大,或者是表演上的扩大,这就是一个电影所应该做的事情。

电影不是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提高、集中,形成一种别人觉得“没有这么可能大的力量”。

南方周末:你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如果你身处那个年代,你女儿背叛了你,你也会像电影之中那样原谅自己的女儿吗?

陈道明:最好不做这种假设,我不去体会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事情会叫你心情不好,我为什么非得假定我的女儿出卖我?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和你父亲都经历过“文革”,你们当时亲历或者眼见过什么记忆犹新的出卖和背叛吗?

陈道明:太多了,我们家没有,但是我见过,包括同学的家里都有。正常吧,只能这么说。他出卖了他哥,那个出卖了他爹,还用什么深刻吗?已经很深刻了。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你不平静又怎么样呢?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鬼子来了还是有汉奸,对吧?如果真的再来这么一次运动,还有没有人出卖自己的亲人?我相信会有,只不过可能出卖的方式不一样,出卖的角度和后果不一样。

不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中国的历史不能再是循环史了,希望永远都是发展史。

南方周末:在你真实的“文革”记忆之中,有像影片这样坚持、坚守的吗?

陈道明:我相信有,而且我相信为数不少。那时候人们的风骨要比现在硬朗,不然“文革”当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自杀?自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算是风骨吧。

南方周末:自杀是风骨还是熬不下去?

陈道明:熬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妥协、完全可以投降、完全可以出卖、完全可以背叛,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自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不能简单地说,他为了逃避现实,为了解脱。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砸烂简单,粘合太难

南方周末:现在中国的影视作品,反思类的越来越少,愈合类的越来越多。

陈道明:我爱看这样的,尽管我觉得那句大标语还在我脑子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作为我的文化期待,我还是希望愈合为主。这个我不强求别人,有人就愿意看血淋淋的,有些人就愿意看花前月下,没有对与错。

南方周末:你自己都主动愿意看愈合型的东西,是不是说明,大家不愿意拍反思性题材,跟市场有很大关系。

陈道明:不是,愈合的东西说实在的,挺难拍的。你仔细想,撕开的东西好拍,比如说这一家子我们想办法让他们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好写。从父亲、母亲打,然后到子女打,再到邻里之间打,把好端端的人物关系弄得支离破碎,靠这样的故事吸引观众不难;但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新愈合,这个可就难写了,砸碎一件东西容易,要把砸碎的东西一片一片粘起来,还原——尽管它完全还原是不可能了,但是还有人坚持去努力地还原,恢复到一点痕迹都没有,是难上加难。

南方周末:调查、指正,谁把这个花瓶砸烂了呢?

陈道明:那是另外一个电影,或者说不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承担的使命。

南方周末: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张艺谋,现在中国现实题材少,到底是政策上不允许,还是市场不允许?

陈道明:我不觉得一个好电影跟审查有绝对关系,它是相对的,这方面是有影响的,我不否认,但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给自己的无能当挡箭牌。就像我没演好戏,不能怪导演、怪编剧。

南方周末:喜剧的忧伤?

陈道明:确实有它的条框在那儿。但我觉得很多人是拿这个来当说辞。国外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是人性的主流电影,跟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当然,放开了可能会题材更广博,但是就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民生故事、不牵扯到敏感问题的故事,能不能写出感人的、好看的东西呢?问题是我们不会写,我们写不好,于是乎怎么办?我们得找一个挡箭牌。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保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能全躺在一个理由上给自己做挡箭牌。

南方周末:你最近有没有收到过现实题材的本子?

陈道明:有。

南方周末:你没有选择,为什么?

陈道明:只能说跟我的喜好相左。我还是希望给我送来的,是一个好的文化作品,能够和观众说点事的东西,不是让观众纯粹拿生理来看电影,哭、笑……出门,没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作品符合自己的观念很重要。符合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你拍起来会很顺利,你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个剧本的基本理念,并传递给观众。跟自己相悖的时候,你就会去提出很多跟剧本相对立的想法。我现在一看着剧本是在我的美学范畴、文化范畴、情感表达范畴的,我继续看下去,如果不是,我就不看了。

南方周末:你的审美观是什么?

陈道明:比如刚才我说的“三种眼泪”,我选最后一种,感动的眼泪。你现在给我一个特别惨的电影,叫人哭得能把眼珠子哭掉了,我不想拍;那些胡闹的,比如说现在那些打日本人的戏,所谓的神剧,我也不可能拍,已经超出我的范畴了。这些戏不能怪编剧,因为公司需要;公司为什么需要?因为电视台需要。至于观众需不需要,我不知道。只有那些演员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演得越认真就越可笑。

南方周末: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你一定熟悉杨绛。《围城》讲述了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洗澡》讲述了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干校六记》讲述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杨绛的作品有可能被电影呈现吗?她的故事都不是“尖叫式的”。

陈道明:我都看过。你要说从精神内核,从文学角度来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它变成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所有好的文艺作品都是好电影坯子。

第一,从文学到电影的适应性,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适应的表现形式,不知道;第二,从众性,作为一个电影去展现那些知识分子的时候,变成人物、变成故事、变成人物关系交织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编织起让观众注意的东西。因为我们拍任何东西,目的就是要让人看,你这个东西才有价值。

我手里有一个夜明珠,世界上除了我知道,我太太、我女儿知道,谁都不知道,这夜明珠就等于没有意义。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通常讲叫有价值的事。不管这价值大和小,但是要有。

南方周末:你说的愈合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当然是很好,但是像杨绛那样很平静地讲述那个残酷年代的故事,那个东西是不是会更有力量?

陈道明:也很难说力量的大和小。所谓的力量感,这力量感冲击角度不一样。你说打脸疼还是打胸疼?很难说。打胸能把人打死,打脸巧了也能把人打死,你说哪个力量算大呢?

“别吹,实事求是”

南方周末:很多中国演员看了《纸牌屋》后都在感叹,自己别演了。

陈道明:那也不至于。如果我们编出这么一部戏来,我们再有这样的制作环境和制作经费,我们也未必一定拍不出来,真是未必。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好剧本,可读性的剧本、可观性的剧本,再有这样的经费,有创作的相对从容。当然还得有一批捧场的观众,因为不是所有好的作品,观众都是捧场的,反而国外一些很扯的作品,观众会去捧场。我们的创作其实很不从容、很慌张。

南方周末:慌张是市场造成的吗?

陈道明:因为钱,那还不容易吗?更多的是因为名和利。所以创作本身只有疲劳,兴奋鲜于快乐,真的鲜少快乐。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跟钱锺书接触的时候,他改变了你的文化观和处事态度。

陈道明:1990年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三次天,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让我想了很多问题,我跟我父亲也聊过这个问题。我父亲当时不愿意让我干这一行的,但我当时如果不干这行,是必定要上山下乡的,于是就这么着干了这一行。

明白了这个职业,你的存在可以老实一点,这是一个夸张的职业,你的优点容易让人夸大,你的缺点一样容易让人夸大。你惟一的方法就是既不求人表扬你,也争取叫人家少批评你,你做到平稳,别没事总坐过山车。

钱老先生他们家,你知道惟一响的东西是什么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惟一响的东西是药锅子。煎药的药锅。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在他们家可以感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真实。你突然感觉,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思考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南方周末:现在从容吗?这么多年来。

陈道明:比那时候从容多了。从容不从容其实并不重要,你少了一些焦虑。

我们的焦虑大部分都是自找的。你在马路上、你在单位里、你在饭桌上、你在歌厅里头,一天到晚听着一些不该听的事,跟你无关的事情灌到你脑子里,这些垃圾你总得消化。你看我们现在饭桌上谈一些东西很多都不是美好的,你一天到晚这样焦虑,自己能好得了吗?

我女儿跟我说,网上说我在海南打球输了三千万。我说我特别想见见这个人,跟他聊聊,你怎么知道的?还有人说陈道明拍广告耍大牌、迟到,说我耍大牌,这行,但是你说我迟到首先就是错的。我这个人痛恨迟到,甭说拍广告,我跟别人打球吃饭都不迟到。我如果真是迟到了,我一定会很郑重地跟人道歉,而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们基本的都不了解我,就敢造这个谣,你说他是不是成心制造焦虑呢?不要理他,一笑了之。有太多哗众取宠的闲人了,这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年代。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演员,你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家所敬爱的演员,而这个敬爱……

陈道明:里头有想象。

南方周末:敬爱多过于热爱。

陈道明:就这种敬爱也是有很多想象的,在替我完美。我没有这么完美,我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有我的情绪,别给我想得太好,只是别把我想得太糟就行了。我始终认为,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就可以让天下太平。

你要往好了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伤害和危害,对别人没有威胁,我也不想威胁别人。至于给别人有多大的帮助,我尽我的能力,于人、于家、于社会都是这样。

南方周末:我理解的敬爱更多的是从你表演的角色来看,大家能够记住每一个你,而多过记住角色。

陈道明:包括演得不好的。我的孩子,我也知道有些很丑。但别人一说丑,有时候我心里面不太舒服,就这么简单。我自己可以说我孩子丑,你说我孩子丑的时候,虽然你说的是实话,我心里还是别扭。我有很多丑孩子,或者是不完美的孩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孩子里头也有短处,就像我们的《归来》,我们说得天花乱坠,里头一定有疵点,一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定有叫观众觉得做得还能更好的地方。别吹,实事求是。

南方周末  袁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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