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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学界关于《新青年》的连环讹误

2014-04-28 08:31:41 来源:腾讯文化 浏览:52
内容提要: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转型“复活”为由六名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启动了以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

 

19181月,《新青年》杂志转型“复活”为由六名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并且直接启动了以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九十多年来完整准确地考证过《新青年》第四至第六卷共十八期杂志的轮值编辑名单——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李大钊——的,除我本人之外至今没有第二人。

1、耿云志、唐宝林、胡明的错谬记录

拥有关于胡适最大份额文献资料的耿云志先生,在2012年修订再版的《胡适年谱》第52页写道:“1918年,27岁。1月底,自绩溪回到北京。是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其他陆续加入撰稿者有周树人、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王星拱、刘复等。”

耿云志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老同事唐宝林先生,在其《陈独秀大传》第154页中另有更加富于传奇色彩的以讹传讹:“19181月初,陈独秀召集编辑部会议,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一、‘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二、‘采取集议制度,第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并从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开始,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总负责依然是陈独秀。”

与耿云志、唐宝林同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明,是近年来专门研究胡适、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他在《正误交织陈独秀》一书第105页以自己的讹误纠正别人的讹误说:“1918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了以北京大学教授为核心的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当时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刘半农等。郑学稼《陈独秀传》、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均误为19191月第6卷第1号起,实行同人轮流执编。”

2、邵建笔下的以讹传讹

最近几个月为修订校改《同人第一刊: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我重新阅读邵建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在该书第199页意外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叙述:“案:多年以后,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提及陶孟和时,曾这样说:‘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可以参证的是,1919年,张奚若从国外给胡适来信,说:‘《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 在1918年元月形成的《新青年》编委会上(以前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六个轮值编辑只有胡适一人留美,他如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都是留日背景(另一说有刘半农没有高一涵)。这个情况迨至胡适所说的新青年社的成立(19199月),依然是英美少数而留日多数。这样一个格局,是不是多少也决定了这份杂志和这个运动的走向。”

邵建所谓“六个轮值编辑只有胡适一人留美,他如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沈尹默、陈独秀都是留日背景(另一说有刘半农没有高一涵)”,分明是把《新青年》第四、第五卷的六名轮值编辑与第六卷重新改组后的六名轮值编辑混为一谈的以讹传讹。他所谓的“胡适所说的‘新青年社’的成立(19199月)”,同样属于以讹传讹。查勘相关文献资料,“新青年社”正式筹建,是陈独秀因为19205月《新青年》7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的印刷及定价问题与上海群益书社彻底决裂之后的事情。直到19209月出版的《新青年》81号的封面上,才第一次采用“上海新青年社印行”的版权标识取代此前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

3、陈平原、张宝明、江勇振的连环讹误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一直以研究《新青年》著称,他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介绍是:“在19181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

这段话出自张宝明、王中江主编、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新青年元典丛书”《回眸〈新青年〉》的“序三”。作为该丛书主编之一的张宝明,曾经于事后提出异议:“在对陈先生宏观概括以及对《新青年》性情定位之描述表示认可的同时,今天笔者也有几点不敢苟同之处。”

张宝明的“不敢苟同”,主要集中陈平原所谓的“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正如他的文章标题《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所昭示的那样,他提出异议的目的是要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来论证《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动机、市场经营意识和品牌打造策略。但是,一再强调重读《新青年》元典的张宝明,偏偏没有意识到陈平原叙述历史事实尤其是《新青年》编辑部八名轮值编辑时的严重讹误。所谓“同人公同担任”的《新青年》告示,刊登在19183月由刘半农轮值编辑的43号中,而不是陈独秀轮值编辑的41号中。

美籍教授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中,最大限度地搜索集纳了海内外关于胡适的中英文资料,偏偏没有研究明白并不复杂却又至关重要的《新青年》轮值编辑的名单次序。于是,在该书第244页出现了这样一份以讹传讹的编辑名单:“《新青年》由陈独秀在1915915日创刊,19181月第4卷以后改为同人杂志,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工作。这种轮流编辑的制度,跟胡适所心仪的《新共和国》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胡适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有统一战线,不要各自为战。”

结语:

可以这样说,坐拥海内外最高学府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及文献档案,却不肯脚踏实地从事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当下中国学术教育界最为怪诞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腾讯文化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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