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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龄:《白鹿原》原来是这样用土垒起来的

2014-04-16 08:30:48 来源:陕西日报 浏览:42

一段不吐不快的阅读“快感”

  这是一位年逾知天命的热心读者阅读悦读苦读精读《白鹿原》过程中的实相和发自内心不吐不快的感悟。

  散文随笔,讲求直奔主题,而我这里偏要写上一段厚厚的“皮”。

  文章标题讲究短小精悍,而我却选用如此之长的题目。还曾设想过用一个富有视觉冲击力的题目,叫“陈忠实:‘文化母鸡’中的战斗机(鸡)”。怕显得不够严肃,只好放弃。

  一本50万字的通俗小说,放到平常开上三个夜车就可基本搞定。这次读《白鹿原》可不行,3周、30天也没读完,整整读了70天。

  阅读《白鹿原》,欣赏《白鹿原》,简直就是看到了一幅20世纪关中农村、乃至中国北方农村的风俗画。

  读《白鹿原》又感到很亲近而亲切。白嘉轩、鹿子霖、黑娃、鹿兆鹏、田小娥、白灵等等,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好像就看到想到农村我老家的某位大伯大娘叔叔阿姨。

  钱钟书先生说:“觉得鸡蛋好吃你去吃就行了,何必问是哪只母鸡下的。”

  可“老陕”就是怪,就是倔,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像《秋菊打官司》,非要讨个“说法”。

  土鸡蛋之所以好吃,是因为这鸡是放养的鸡、从土里刨食吃,吃的是“无污染无公害”食草,直接接“地气”,而不是化学饲料。

  陕西作家一本书为什么让林兆华、濮存昕、宋丹丹等北京人艺的大腕们那么钟情排演话剧且场场观众爆满?

  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家学并非丰厚、接受教育程度一般的陕西农村作家,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厚重的鸿篇巨著,作为一个热心读者,我也想探个究竟。

  为什么《文汇报》评选的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十位大作家,陈忠实能位列其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陈忠实先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我拿到后连夜翻阅,边读边想,总算找到了那么一点点缘由。

  《白鹿原》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白鹿原》,最好用陈忠实先生自己的话作一些诠释。其中有3个小故事值得人们长久去欣赏、去思索。

  “垫棺作枕”的志向

  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陈忠实竟然花了两年多时间去准备,在三个县查阅县志、党史,阅读中国近代史,走访了100多个村庄。约在1986年前后,熟悉他的一位年轻记者不解地问:“你用得着到长安县摊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弄啥?”

  “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陈先生说:“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态。这心态在基本确定要写这个长篇并着手准备事项的时候。”

  “算着我的粗略写作计划,写成正式稿时可能就接近或超过50岁了,记不清哪一天算计到这个令人顿生畏惧的生命数字时,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心的文学写作,还没有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眼看着就要进入乡村习惯上老汉的标志年龄……纯粹是由生命年轮即将辗过50大关时,几近悲壮的轮声催发出来的。”

  “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来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唯有一部被社会认可的大作,才可能让我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文学的眼睛闭得同意。”

  “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自己对文学创作的新的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突破,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这就是当年一个四十五六岁关中汉子的“文学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甘于寂寞,在长安、蓝田查阅县志整整两年时间。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乡下,在自家祖屋里整整蹲了四个春秋。

  他的朴实无华。他的坚忍不拔。“五十背馍”的劳作。我想当钱学森,我想当杨利伟,我想当市长、专员……

  志向,人人都有。过去我理解,志向是对青年人而言,其实,“志向”二字可能伴随人一生。男人有,女人有,少年有,青年有,中年亦有,老年人也有。

  我曾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20年前,我原工作单位的何金铭老领导从省委秘书长显位退休。那年春节,我登门拜访,说:“现在清静一些了,可否多出去转转?”可他却说:“我要写到90,可我刚60,还年轻着哩,我要永远写下去。”

  他退休后学用电脑写作,写出了300万字的好作品。

  志向好立。

  要使志向变为现实,是需要付出,需要劳作,需要静心。

  陈先生为了圆《白鹿原》之梦所倾之心,所费之力已有不少表述。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50背馍”。

  “背馍”一词对今天在县城以上长大的人可能越来越陌生。这里需略作解释。就说四十多年前我本人上高中,家里距镇高中7.5公里,因家穷,在学校搭不起灶,每到星期天、星期三就从家里背母亲蒸的馍、腌的咸菜到校上学。

  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我省、我们关中已经大变。

  此时,陈忠实先生身居省作协副主席高位,按说已功成名就。为了静心写作《白鹿原》,仍然从城里“背”着馍回到乡下写作。

  陈先生自述:“进入1991年的深冬,陪大女儿在西安城里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出现问题,属老年性病变,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我的妻子当即进城代替母亲,另两个孩子都在中学寄宿读书,原下小院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写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自己打火做饭,还有洗碗刷锅,虽然不大熟悉,很快也就适应了。其实倒也简单,妻子走时给我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我只需把它煮熟就可以止饥了;还留下不少的馍,我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竟是无与伦比的美味享受。得着空闲,她回家来给我送馍,少不了擀面条。她忙时,我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似乎也没觉得艰难或者说艰苦,也许少年时背馍进城念书已是轻足熟路,差别仅仅在于,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现在为写作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看来我这大半辈子都离不开背馍的生活情趣了。”

  读到此处,我流泪了,一时忍不住竟哭出声来。妻子惊恐不解地问,“啥事,把你伤心的?”我说:不是伤心,而是从心底里佩服。又应验了那句古训:“天降大任于斯人……”

  “两辞高官”的超然

  从民到官,从小官到较大的官,是多少人的梦想和愿景。说句实话,我本人也是这“多少人”中的一员,没有逃脱这个心理预期循环链条。

  可陈忠实就是陈忠实,为了钟爱的文学创作,给“官”都不要,一次推掉不行还要第二次请辞,真心实意、一心一意地选择了“放弃”。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

  1991年至1992年之间,省文联面临换届,决策层物色文联党组书记人选,陈忠实进入领导层的视线,当得知这个消息比较真实时,陈先生毫不含糊地明确表示,“我不适宜去文联做党组书记。我不是形式上的谦虚,也姑且不论我是否具备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而是早已确定后半生以写作为主业了。”

  于是,“我从乡下祖屋骑自行车跑了8华里路到邮局把信寄出……”。这封信是写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的,“申述我不愿离开作协去文联任职的理由。”

  这是“一辞”,且看“二辞”——

  “眼看又过了一月,我的预感越来越紧张,便决定第二次写信申述,除了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这回着重申明两点,我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下任务书调我,我不遵从,不仅我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我已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我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再一点还是表明我的态度,我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恰如所谓僧多粥少的矛盾,早已是明摆着的多所议论的话题。我便直言不讳地表白,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我心甘情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王巨才部长真诚地对陈忠实说:“收到第一封信,以为你怕耽误写作,组织决定派一位能力较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让你参与大事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接到第二封信,我让每一位副部长看了,大家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搞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

  除“两辞”之外,为了全身心“构筑”《白鹿原》,陈先生当时还为自己立下了“三不”的条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再参加那些应酬性集会和活动”。

  这就是当时还没有年满50周岁的陈忠实。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事业;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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