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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骂张艺谋?——张艺谋批评史

2014-04-11 08:21:12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42
内容提要:我们制作一份清单,张艺谋批评史。目的不是清算张艺谋,亦不是清算批评张艺谋的人。不是为了留恋过去,甚至不是为了关切今天,倒是为了期望将来。

编者按:我们制作一份清单,张艺谋批评史。目的不是清算张艺谋,亦不是清算批评张艺谋的人。不是为了留恋过去,甚至不是为了关切今天,倒是为了期望将来。

期望我们有更多样的创作,有更多种的声音,亦有更多的平和;期望我们终竟不免时代的烙印,却能够不受时代的绑架。

期望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一个张艺谋只是一个张艺谋,不要一种声音长期占据公共空间,亦不要一个张艺谋总是沦为中心话题。

这一层家常的意思,说给我们的电影业者、观者、批评者、管理者,和我们的媒体同业。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着》,也会被人骂。——张艺谋

谢晋走了,张艺谋来了

“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

据朱大可回忆,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劼,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赢得在场工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

198678日,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以及“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

文章被大量转载,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

李劼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在银幕上向四周“团团作揖”,以换取一片“热烈而盲目”的喝彩声和掌声。

“当时评论界的批评锋芒所指,与其说是谢晋电影的媚俗,不如说是谢晋电影在权力面前的卑躬屈膝。”李劼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大概是1987年,《红高粱》到上海首映时,《文汇报》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叫我务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觉得有些新意,在随后由《文汇报》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李劼说,出席那个讨论会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比如张献、孙甘露、格非等。“《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李劼说,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对《红高粱》的肯定,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突破谢晋模式。”李劼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得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

 

 

20092月,张艺谋在北京参加2008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他获得体坛风云人物评委会大奖,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两次登台领奖,他已经被看成北京奥运会的代言人 图/晓晨

 

 

张艺谋在《活着》片场。在李劼看来,张艺谋拍大片是无奈,也是必然:“《活着》的遭禁使张艺谋面临如何活着的问题,最后张艺谋选择了谢晋的团团作揖,为了他的电影事业能够继续活着。” 图/CFP

朱元璋式的传奇

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

1978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已经入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劼总结说。

19882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

5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

此后,《文汇报》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红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统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

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我们反而太敏感,很警惕,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以致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

“谨小慎微”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实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

 

 

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都不能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给雅各布的一封信》,高调退出戛纳,这是张艺谋和原来知识分子彻底决裂的转折点。片尾张艺谋给代课教师和她寻找的孩子们加上了光明的未来,但谁也没想到,2009年,全国有近45万代课教师要被清退 图/新画面

 

丢中国人的脸

对张艺谋的批判是从《菊豆》开始加剧的。

那时候拍电影基本上赚不了什么钱,《菊豆》剧组里,从张艺谋到巩俐、李保田,一天只有10块钱补助。拍了几个月的戏,巩俐挣的片酬都交给了她当时所属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然后领每月100多元的工资。

但《菊豆》让张艺谋从摄影师真正变成导演:“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菊豆》之前我拍电影不太重视调动演员,挖掘人物内心,更注重的是电影的整体风格、造型和视觉冲击力。”

1990年,张艺谋带着《菊豆》报名参赛戛纳电影节,但由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政治偏见,中国电影也受到了“歧视”:《菊豆》被安排在电影节最后一天放映,在政治上开放的东欧电影,则得到了戛纳的特别重视。

对《菊豆》的批评散见于报端,指责的关键词是“窥阴癖”。但在中国官方这里,并没有“歧视”《菊豆》,当年《菊豆》成为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部中国电影。

大批张艺谋“揭露中国阴暗面”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

有华侨写信给媒体:“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张艺谋回忆说。

《大红灯笼高高挂》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拿到了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一面是国外的推崇和赞美,另一面是国内的批评。

朱大可发表文章说:“《大红灯笼高高挂》‘为洋人而写’的意向更为明确——大红灯笼不再是喜气的,而毋宁说是专制和淫邪的。这种在西方观众窥视和有意制造的被看的‘东方奇观’中,张艺谋日渐明确自己的电影观众不再是中国市民,而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评委。”

张艺谋被定性为“出卖民族、出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及观众”。

对这些指责,张艺谋公开进行了驳斥:“国际影展的评委来自六至八个以上的国家,他们不可能一致要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

很难确定当年是否真有国外媒体,从张艺谋的电影来“透视”中国的“落后”和“愚昧”,有案可查的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尼克·布朗,2005年发表在《当代电影》上的《论西方的中国电影批评》:“张艺谋的电影当然展示了一些来自中国过去的场景,包括它的建筑、虚构的人物和习俗,以此作为它电影化表现的一部分……在默片时代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特别欣赏美国西部类型片粗犷的异国风情。”

尼克·布朗也试图“猜测”中国评论的恼怒:“我怀疑张艺谋在1980年代后期的问题,不在于他‘发明’了关于中国生活方式的细节或者暴露了某些人认为应该隐藏的中国阴暗面……他明目张胆地表现被性欲所裹挟的女性形象,将传统美德抛到一边……张艺谋的这种亵渎性的展示,将中国女性妓女化了,是为了满足世界窥淫的眼睛。传统的中国为此丢尽了脸面。”

给张艺谋一个说法

“我觉得《活着》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那么厚重的题材举重若轻地拍出来,可惜当年被禁了。如果《活着》当年放了,获得很高的票房的话,我觉得可能中国电影将会走另外一种更好更健康的模式。”韩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2年,张艺谋开拍与中国社会现实很近的电影《秋菊打官司》。“这个电影是我的补课,以前的电影缺少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这次我要把精力和目标集中在人物的刻画上。”

在张艺谋原来的构想中,由香港银都机构投资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生活喜剧。但在开拍前,张艺谋把它改变成一部纪实风格强烈的电影,原因是:“秋菊一次次进城打官司,按照常规方法拍只是一个传统故事,没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和效果。”

巩俐扮演的农妇秋菊挺着大肚子,为受村长欺负的丈夫层层上访,讨个说法,她操着一口陕西方言,一边吃饭一边用袖子擦嘴巴和鼻子。《秋菊打官司》获得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也获得了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

1993年,电影局为张艺谋、巩俐举行了一个庆功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该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电影中的“上级(法院)”给了秋菊一个说法,电影局也给了张艺谋一个说法,当年也形成张艺谋电影热。

按照张艺谋的工作计划,《秋菊打官司》之后该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但男主角姜文准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张艺谋只得放弃。

张艺谋最终决定开拍的是余华的《活着》。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所有的家庭的潜意识中,就是‘活着’两个字,包括我自己在内……听领导的,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没有任何想法。”张艺谋曾这样谈《活着》。

《活着》至今被普遍认为是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人道精神奖;全美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

“《活着》可能是张艺谋最具历史批判意识的杰作,以极其朴素的细节抵达了欲说还休、欲哭无泪的审美境界,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影片的画面,全都本色本相,却让人为之动容。张艺谋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夸张,到了《活着》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李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活着》和田壮壮的讲述“文革”题材的《蓝风筝》一样,没能在国内公映,张艺谋还遭到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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