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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2014-04-08 08:17:23 来源:陕西作家网 浏览:30
内容提要:读完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生龙寨》,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

    读完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生龙寨》,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

  作者姚家明是近年来陕西文坛涌现出的一位青年作家,他潜心创作,不事张扬,不知不觉中积累了相当的创作实绩,取得了可喜的文学成就。他的长篇小说《守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守望》这部长篇小说,叙写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揭示当代社会结构性矛盾对普通人的影响,直面现实的严酷,又充溢着人性的温暖,而且,叙写从容,显示了驾驶长篇小说,构建大叙事的能力。《守望》虽然出自姚家明这样一个基层作者之手,但却显示了可贵的生活敏感和文学敏感,作品的题材和当代主流的叙写底层生活的文学思潮呈同步性,并不像许多作品那样,堆砌生活素材,游离于当代意识。我是觉着,《守望》还应该得到更充分的评价。

  按照我对姚家明的了解,他的生活积累,他的创作方向,应该是沿着底层、乡土、民间,他所熟悉的当代乡村生活继续拓进,作者在这方面有长期的积累,可以搜归出一个序列。但是,在叙写当代生活初有体悟,初有收获的时候,姚家明却突然转向,拿出了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生龙寨》,初始有点意外,细想又不意外。滋养培育姚家明的不光是一方水土,还有一方水土上形成的文化精神,不光是现实,还有历史,滋养培育姚家明的商洛,曾经是历史通道和文化走廊,亦是历朝历代的军事走廊,贾平凹先生曾经这样描述过商洛独特的人文地理:“文化上曾经是古都长安和中原及东南富庶地区相联系的纽带。东南各地的文人学士赴十三朝古都,求学的、做官的、进谏的要经过这里,而赴任的、外调的、贬谪的也经过我们这里离去,”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留下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足迹,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文学素材,“像秦楚交兵,楚汉大战,像诸多农民起义如赤眉、绿林、黄巾、红巾、黄巢、李自成、齐王氏,太平天国三王西征,一直到现代的红三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原解放军等等都在这里演出历史话剧”。姚家明生活的地方,正是历史人物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上演过壮阔的人生戏剧,发生过命运转折的地方,诸多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唱,一定是长期在作者心里激荡,他将目光投向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英雄,亦是他的乡土情结、历史情怀、他的心结的一次释放。由于题材的独特性和典型性,作者在叙写的时候,充分利用了熟悉的民间、乡土、风俗资源。这一长篇的创作,也可以看出作者从这一地域写作群体惯性思维的出走,创作视野的拓展和多维度的文学尝试。

  作者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实际上面临诸多难题。有些,作者意识到了,有些则未必。首先是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明末清初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盛而衰,跌荡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李自成的命运传奇,民间代有传诵,作为文学题材,亦有多种形式、多种版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李宝昌作《永昌起义》又名《李自成演义》,至姚雪垠《李自成》而达高峰,影响空前。多卷本的《李自成》全景地展现了历史生活,浓墨重彩地叙写“南原大战”的惨烈,亦把“商洛壮歌”作为重要的章节,渐次拉开曲折跌荡的历史冲突画卷,姚家明在创作《生龙寨》的时候,必然要遇到已有的创作成果、创作现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已有的文学题材能不能重写、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写的问题;是考验后来者的艺术勇气问题,更是考问后来者的艺术思考和艺术准备问题。虽然姚家明的《生龙寨》还有些可以讨论的地方,例如对李自成身世的交待,这一场农民起义结局的粗线条的勾勒等等,在作品中如何结构,但总体上,姚家明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作者对史料的掌握,对人文地理的熟悉,对民间传说的移植都有充足的准备。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兵败南原之后,隐迹商洛的经历,不是做为一个长轴中的若干篇断,而是作为一部完整的、自足的长篇,给予充分的展示,姚家明的《生龙寨》应是第一部可贵的尝试,作品的饱满度在于不是单线条地叙述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隐迹商洛的种种活动这一单一的军事线索,而是在大量丰富的史实运用和民间传说再创造的基础上赋予了作品浓重的地方史、志知识,尽可能充足地、完整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社会生活和民俗生活,无论是从明末清初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作为大的文学题材再创造的角度讲,还是从以完整的文学形式形象地为历史立传、为历史人物立传、为地域文化立传的角度讲,《生龙寨》都有开创之功,有用文学形式叙写历史填补空白之意味。

  作者创作《生龙寨》所绕不开的另外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作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就是姚雪垠《李自成》的创作所发生的风风雨雨,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以降发生的文学论争,以姚雪垠和刘再复的论争为代表,事情涉及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也涉及如何表现李自成的思想性格问题,背后,则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代表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不反映时代情绪,是破坏旧政权、旧制度的有生力量,还是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始动力,社会文明的发展发生于剧烈动荡、激烈冲突的特殊时期,还是发生于阶段斗争比较缓和,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安定和谐的常态时期,李自成的思想性格里有多少局限,革命性、进步性和负面性、落后性如何甄别区分,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评价李自成所领导的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评价李自成这一历史人物。由于特定的时代思潮的影响,这一场讨论带来的结果似乎是关于李自成的话语一片落寞,谁要是重提历史人物李自成或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宣。及至后来,历史小说创作的风潮都发生了转向,宏大叙事,正面英雄人物塑造,对历史史实的尊重,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被历史的日常生活个人化叙事所取代,对历史的欲望化解构,琐碎化消解,乃至割裂、颠覆成为主潮。这实际上是所有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人都要遇到的问题,对姚家明来说,则更为直接。虽然就《生龙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说,作品所选择的历史段落,作品的艺术结构,作品的主旨,并不是、并不能解决诸上问题,但对作者来说,他自觉不自觉地都要遭遇这样的文学背景,自觉不自觉地都要思考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怎样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如何摒弃一些“戏说历史、割裂历史、颠覆历史的流行观念,给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以客观的评价,在历史坐标中艺术地再现他们的历史行为和社会行为,揭示人物的心理情感,喜怒哀乐,《生龙寨》的艺术把握,是值得称赞的。

  《生龙寨》所再现的由明末清初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商洛的这一阶段,正是那个时代农民革命的低潮期,也是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兵败南原、遭受重创之后的困厄期、逆境期,所谓“妻女俱失,从七骑遁去,自成创甚,匿商洛山中”。是这一支农民起义军的休养期、整顿期、反思期,所谓“自成在商洛山中,昼则射猎,夜则读书,且观星象”。并且用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互激励:“过此六月之厄,九五可期”。“西汉沛公百战百败而得天下,汝亦知之乎”。收容旧部,操练兵马,激励士气,苦读兵书,延揽人才,分析形势,寻找道路,发愤以图再起,进行社会基础的建设和充足的军事准备,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主题。这一时期在李自成个人命运史上,也是他情感世界的疗伤期,籍慰期。这一时期,如作品所描绘的那样,也应该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由低潮向高潮的转折,是李自成思想性格上的上升期,是他复杂的思想性格的闪光期,性格优点的突现期,后期的性格弱点及悲烈性成分还无形成的条件。作品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刻划出了一个有勇有谋,生活简朴,富有朝气,胸怀大志的李自成形象。这一时期,虽然李自成身上开始发生了帝王思想的萌芽,难以摆脱天命观的影响,但是居于主流的还是李自成农民革命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军事思想的上升和形成。作品第十四章,影响李自成政治思想,塑造李自成社会理想的人物开始出现。李自成和牛金星有过一场对话:“高举堂堂正正之旗,专做吊民伐罪之事”。“重整乾坤,解天下百姓于倒悬,打出一个人人有田种,人人有饭吃的公平世界”。正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高潮期所举起的“随闯王,不纳粮”的社会号召和社会理想。恩格斯在评价文学作品时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屑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虽然僵化的阶级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逐渐遭到了摒弃,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否定漫长的封建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有时还以社会矛盾的最高形式呈现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现实主义的创作也不能回避历史人物的历史背景,阶级关系,对历史的文学关照也不能忌讳阶级分析的方法,姚家明的《生龙寨》在这方面,展示了时代背景,忠实于历史的本质真实,抓住了主要矛盾,通过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商洛这一历史阶段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时代大势和社会诉求。这些,我以为,依赖于作者朴素但良好的思想能力和史识能力。

  姚家明这部长篇突现出了许多优点:

  其一,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要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要求创作者在充分掌握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有准确的把握,对人物的行为逻辑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然后进行艺术创造。由于相对良好的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生存的社会基础和险峻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上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多次进入商州,或迂回出入,或休养生息,或建立政权。姚家明《生龙寨》所集中再现的这一段历史即崇祯十一年到二十年间,是李自成这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商洛的最主要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历史上多有记载,晚近的地方史、志研究者也有比较充分的考证。姚家明吸收了这一方面的成果,又充分发挥了虚构和想象能力。李自成在商洛所发生的主要事件,所遭遇的主要人物,例如,李氏三兄弟、姚锡胤等等,都是史有所载的商洛的历史人物。都是从这一时期起步开始卷入全国的时代大潮中的人物。作者以史实为基本框架,在情节和细节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想象和饱满描绘,真正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本质不虚,细节不拘”。

  其二,是浓郁的乡土和民俗色彩,从山川风土的自然环境到婚嫁的风土习惯,到特定文化区域的山歌抒怀,作品对于风俗画的浓墨重彩的涂抹,对于民间习俗的渲染,实际上提供了人物活动的真实的历史舞台,逼真地还原了那一历史阶段的民间生活,可以说,构成了作品的底蕴和血肉。这一方面的描写,给作品的传奇性增加了文化底蕴,使作品在曲折起伏中散发着丰富的韵味。

  其三,这部作品最独特,最有价值的部分,是爱情描写。婚姻爱情这一线索,又得力于作品对民间传说的移植和引入。关于李自成在商洛的活动,正史,野史,并无大的分歧。关于李自成在商洛娶妻生子的事情却鲜有记载,鲜见的文字传导出的也是否定性信息,所谓“李自成妄称诞子界毗上洛”(界毗上洛即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商南地区)。关于李自成在商洛休养生息,屯兵操练的主要根据地生龙寨,历史上官修史志也给予遮掩涂抹,实际上折射出了占有话语权的统治者的意志和民间愿望、民间理想的冲突。然后,尽管如此,李自成在商洛的婚姻爱情生活却在民间广泛传唱,经久不衰。历史,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史籍记载,一部分则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实际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方式。民众世代口相传的地方性民间传说。蕴含着历史背景,社会遗存的叙说,寄托着民间的观念和愿望等诸多的情感信息。姚家明的《生龙寨》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吸取了民间传说的宝贵资源,大胆进行艺术的概括、想象,作典型化的处理,用完整的文学形式给予被历史权力掌握者所压抑的声音以主流地位,将民间传说看作民众的历史记忆的感性组成部分,置放于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序列里,还历史以情感、以声色、以形象。我个人的阅读,这方面有了强烈的感受,作品完整地塑造了王灵芝这一女性形象,她作为叙述人,有时居于历史的前台,是历史的见证者,有时隐于历史的后台,是历史的观察者,她和李自成命运的交织,情感的碰撞,他们之间的爱情歌唱,无异于金戈铁马中的儿女情长,打开了李自成的心灵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人物性格塑造,增加了作品的丰厚度,使作品从对历史的还原进入艺术再创造的境界。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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