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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我从没改变的就是不讲假话

2014-03-12 08:15:1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浏览:65
内容提要:他是武侠小说大家。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下,名家辈出,仅和他同时代的就有梁羽生、古龙等人,惟有他名头最盛,享誉最长,以壮岁成名,数十年间屹立不倒,愈到暮年,声誉愈隆,乃至横扫华人世界,通吃老少。

金庸:拒绝理想主义

 

金庸

 

金庸:拒绝理想主义

 

20056月,金庸在剑桥大学身穿学袍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后留影。

 

他是武侠小说大家。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下,名家辈出,仅和他同时代的就有梁羽生、古龙等人,惟有他名头最盛,享誉最长,以壮岁成名,数十年间屹立不倒,愈到暮年,声誉愈隆,乃至横扫华人世界,通吃老少读者,获得普通民众、影视界、学术界以至最高学府的认同,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15部洋洋大作,数千万文字,被誉为东方的大仲马

他是一代杰出报人。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就此奠定毕生基业。他的社评文章,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题为主,数十年间从无间断,累计也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他是香港文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主持的《明报》,数十年吸纳了一大批香港文化、新闻界才俊之士,或以作者身份开设专栏,或在其麾下工作,董千里、胡菊人、董桥、潘粤生、林行止、吴蔼仪——对繁荣香港文化、蓄积人才,都有莫大功劳。

他一生经历极其丰富。早年学国际法,梦想当外交官,曾有专业论文发表,以其才学为乔冠华所赏识,差点到北京的外交部工作。他喜欢电影艺术,曾进入电影界,拍电影、写剧本、为电影插曲填词,做导演时有电影《王老虎抢亲》等传世,写影评写到香港最好的影评人

晚年挟盛名参与政治活动,在两岸三地颇受看重,是惟一受到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蒋经国这4位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接见的香港传媒人。1986年,他更获邀被任命为中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提出了主流方案。目前香港政制的基本框架,就源自该方案。

他还是身家巨万、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以一介书生,独闯香江,赤手空拳打天下,居然成为亿万富翁,这几乎是个奇迹,他的朋友倪匡就惊呼说他是千古以来以文致富的第一人

尽管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李敖批评金庸敛财、伪善,王朔批评金庸小说是四大俗),但金庸身前即享大名,富贵天年,却是不争的事实。

见证了上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传奇人生是如何展开的?临老回首,历经风雨、阅人无数而又绝顶聪明的他,有着怎样的人生感触?

8月中旬,在香港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金庸办公室里,今年正好80大寿的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除了香港政治,我们什么都可以聊。金庸说。

金庸生平

1924 出生于浙江海宁。

1945 在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

1946 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被录取为上海《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

1948 调派香港,任《大公报》香港版国际电讯翻译。

1955 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1957 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有电影《王老虎抢亲》等导演、编剧作品若干。

1959 创办《明报》。

1966 创办《明报月刊》。

1973 以《明报》记者身分赴台访问,拜会了蒋经国。

1981 回大陆访问,获邓小平接见。

1984 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6 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1989 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职务。

199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出版,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4名。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1996 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院士。

1999 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当八十高龄的金庸正式在他渣华道毗临维多利亚港湾的豪华大办公室里现身的时候,记者已经不觉在他十六个落地通天的书柜前流连了半小时,他轻轻道一声抱歉,出其不意地登场——

以为他穿件司空见惯的白色衬衣,实际上面有极淡的黑色格子;以为他脚上是双平凡无奇的黑袜,慢慢看才看出上面有极细的白色纹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半框金丝眼镜,裤缝笔直,皮鞋看上去干净舒适,一件鹅黄色的休闲西装衬得他神采奕奕,腕上戴块白色表盘、黑色指针的男式大表。

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就张贴在他办公室的玻璃门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窗台摆了一溜七八个奖座,除了当代文豪奖、千禧人物奖等,较多的就是最受中学生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奖,几乎每年的都有。与报业有关的奖项,有一个2000年香港报业工会颁发的最佳新闻奖。

靠近沙发的整整一个书架都装满了他自己半生所著的武侠小说,各种版本、各种出版社,简体、繁体、外文,横排、竖排、连环画,适合各个年龄层次、消费层次的读者……一般的作家说著作等身,面对金庸,不知该用什么来形容。整个书架内江湖多诡儿女情长刀光剑影,落地大窗外维多利亚港湾波澜不惊云卷云舒。

我不出自传的

记者:先从您的武侠小说开始谈起吧,您的作品在国内改编得比较多,您觉得改编得比较好的是?

金庸:最近的《天龙八部》是比较好的。

记者:同一个制片人张纪中,您对他之前的《笑傲江湖》很不满意,那为什么还要跟他继续合作呢?

金庸:是他保证不再改动了。《天龙八部》最后真的不大改动,我就跟他们交易了。但我还有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们把马夫人这个形象改成潘金莲那样,我觉得(小说)《天龙八部》的人物创造是比较有特色的,特别有点文学意味的就是马夫人,结果改成那潘金莲样的!(面容有点生气)编剧不动脑筋,走最简单最容易的路子,其实照原来的人物就行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比您有才的人一般不是编剧,看来您对编剧的意见很大。

金庸:我自己做过编剧的。好编剧如果去编人家原来的著作,并不需要太大的改动。

记者:武汉作家池莉曾说小说就像自己生的儿子,改编权的问题就相当于把孩子交给别人收养,怎么养她就不管了,为什么您会对您作品的改编问题这么重视呢?

金庸:(有点茫然)你说谁?

记者:池莉,武汉的一个小说家。

金庸:(严肃地)我还是希望(改编)作者能依照我原来写的。虽然说你把人家这孩子领去了,但你说把他手砍掉就砍掉,你说他痛心不痛心?这个我是不同意的。你把他校一校改一改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他手也摘掉,耳朵也摘掉(摸摸自己的手,摸摸耳朵)。

记者:一百年来的中国作家,您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金庸:一百年有很多人啊。沈从文吧,文字好,路子好。

人物周刊:好像您跟他的风格有接近的地方,古典式情感——

金庸:沈从文喜欢,巴金也喜欢。

记者:当代有吗?

金庸:当代喜欢陈忠实,《白鹿原》。

记者:说到改编问题,您好像格外青睐导演《卧虎藏龙》的李安?

金庸: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写得不好,但李安把它改编好了,这是很难得的。

记者:为什么李安的第一部武侠片,没有拍您的作品呢?

金庸:这个问题李安没跟我谈过。他的弟弟倒是找过我,说他喜欢我的作品,想拍,但我拒绝了。我说,李安的弟弟没有他哥哥站不起来的,弟弟恐怕还没有哥哥那样的才能。

记者:您喜欢您的小说给张艺谋拍吗?他很会造势的。

金庸:他没有表示过要拍我的小说,他自己喜欢编故事。与其给他拿去大改一下,还是不要给他拍了。

记者:您看过他的新电影《十面埋伏》了吗?

金庸:没有看过,很多影评都说不好看的。

记者:那里面讲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追逐,在你的故事中似乎很少出现,两个侠客喜欢一个女子,好像没有吧?都是很多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子的。

金庸:不会。像令狐冲的小师妹就不喜欢令狐冲,而喜欢一个林平之。

记者:但是也不会像《十面埋伏》那样,刘德华金城武两个男人正面起冲突,然后火拼。

金庸:如果那样,也可以写的。张艺谋拍《菊豆》、《红高粱》,我很喜欢。但《英雄》的故事太糟糕。

记者:据说您是您那个时代写影评最好的?

金庸:(认真地)我不是写得最好的,但我是最用心的。

记者:为什么您没有出自传?为什么没有给自己的社论作品出一本集子?

金庸:我不出自传的。至于我的社论集子,现在有一个秘书在给我编,编了两年了,还没编好。

记者:为什么?

金庸:(微微一笑)有些文章在内地还不方便出版吧。

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

记者:为什么您不写当代生活的小说?

金庸:(很谦虚地)我不敢,写当代小说比较困难,我喜欢写武侠。

记者:现在还有写小说的冲动吗?

金庸:能够写得好就写。

记者:《收获》曾发表过您的一篇短篇小说,写您小时侯家里的一个丫鬟,那篇文章是这几年写的吗?

金庸:是前年写的。还可以吧?

记者:可以可以(笑)。您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的精明人,比如韦小宝?

金庸:韦小宝最后还是成功了,中国文化最后还是要成功的。

记者:听说您正在修改小说,您的小说中哪些部分是准备改的?

金庸:我现在改了些,《鹿鼎记》还没改。《鹿鼎记》最后韦小宝的结局要小改的,要给他一点教训。

记者:《天龙八部》怎么改?

金庸:改到段誉后来跟王语嫣,因为她老是不理他,于是他也跟她普普通通了。我对你这样好,你不放在心上,做妹妹了。段誉后来又认了很多妹子,木婉清、王语嫣、阿朱……,这一次没讲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段誉做和尚了。

记者:您的小说有一种现象,就是一个英雄出来,周围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怎么老这样安排呢?

金庸:真是英雄的话,就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正常的吧。

记者:但为什么总处理成这些女孩子都很坚贞不移,一定要跟他好,如果不能嫁给他,也一定要守住。

金庸:目前这样(安排)不大自然,这些女孩子也有个人自由,不行的话就算了,是吧?

记者:这暴露了您多少有点重男轻女是吧?

金庸:要说重男轻女,好像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子。我就有四五个祖母;再早一点,曾祖父什么的都有六七八个太太,(这种情况)很多很多。只有一个少奶奶的就很出名。我去参观过一个人(的住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他的电话线(分别)通到各个姨太太房间,他共有13个姨太太!

记者:可能您也喜欢有那么多的姨太太。

金庸:一个人受社会影响会很大。他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在当时很正常。

记者:在您塑造的角色中,男性人物比较喜欢谁,是过去你说到的乔峰,还是郭靖?

金庸:郭靖。

记者:但是我问过许多成功人士,他们都希望能做乔峰。

金庸:郭靖有点傻。

记者:对。而乔峰够完美,够专情。

金庸:乔峰性格比较刚强。

记者:您说过人是很容易产生感情的,经常会发生爱情。如果再有一次感情发生,您是忠于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忠于自己的家庭?

金庸:中国人讲有情有义,外国人是只讲情不讲义。虽然我很喜欢某个女孩子,但是良心上我过不去,在义上我不能负我的妻子。

现在的女孩子被外国人西方化了,都不讲义气的,(只追求)有钱的爱情,这个观念我不大接受。

记者:您怎么修改自己的小说呢?新版本的《神雕侠侣》我看了一点,您改的那个杨过跟小龙女的对白很现代的,觉得甚至不像是出自您的手笔。

金庸:(笑)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久了就比较现代化了嘛。都是我自己改的,没有人帮我改。只有两个台湾的女编辑,如果我改得不准确,她们就发传真给我,说你这里改错了。比如岳州(岳阳),现在的印象中是属于湖南的,湖南就是湖广南路,湖北就是湖广北路,于是我说现在岳阳就是在湖广南路。那编辑说不对。一般古代地名我都会去查古代地图,像岳阳这种地名我知道得很清楚就不会去查,但这位编辑就很仔细,查出来在宋朝时是在湖北隋州下面的,属于湖广北路,后来我就改了。你说的对话,杨过改得是比较现代了。

记者:杨过好像说:我每天想你好多次,一天想你一千次……”

金庸 :不会,想三百次就够了。(笑)你觉得这样改不好吗?那该怎样改才好呢?

记者:像您这么一个官宦和士族大家庭里长大的人,对今天的社会有怎样的观察?比如说对木子美现象?

金庸:木子美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不过听说过这个事情。我认为整个大陆生活提高之后,有些人生活得很无聊,饱暖思淫欲嘛,就把那些艳遇什么的都写出来,满足一部分人对于色情描写的需求。如果是在抗战、内战时,大家全心全意艰苦奋斗,这个现象不会出现,因为整个社会也比较严肃。现在大家生活没有忧虑了,这种作品可以满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要求。

记者:您是把她当成作家,但作为一个人,一种社会现象,她身后的价值观,您是怎么看的?

金庸:这种人总是有的,从来就有的。

人物周刊:您那个时代多吗?

金庸:我那个时代在香港都比较普遍了。

记者: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演员演您的女主人公?周迅喜欢吗?

金庸:可惜周迅的声音太难听了。

记者:您曾说您崇拜女性,那您觉得女性永恒不变的美感在哪里?

金庸:中国女性就要温柔、忍耐;外国女孩子很活泼,但这是有年龄限制的,年纪大了,太活泼就不太美了。

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记者:生活中您是什么样子?

金庸:不是很苦,也不是很浪费。

记者:您今年已80高龄了,每天的时间都怎么度过?

金庸:过去两年,我一直想把小说再全部修改一下,可到现在还没修改完。现在我每天用两小时来修改小说,念德文每天还要两个钟头,余下的时间就读读历史书。

记者:您的历史小说开始动笔了吗?

金庸:我正在自学考古学,中国解放后考古发展很快,对照今天的考古发现,许多古代历史的讲法都错了,夏朝、商朝、周朝,有很多都讲乱了。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去学。

记者:参观了您这里的16个书架,发现真的有很多考古方面的书,靠窗的那个书架有半架都是:敦煌壁画、图志……

金庸:走走,我带你们去我的小书房,那里刚刚买了很多的考古书,来,看看。

(小书房就在同一层写字楼的十步之内,有610个书架的书,桌子上还堆积了一些,很多成套的线装书。金庸翻着书,神情很是愉快。靠近门口的白墙上,挂着一面椭圆镏金边的镜子。然后回到原地沙发坐下。)

记者:当年您是因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如果留在内地您会怎么样?(编者注:1948年,因《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急需从上海《大公报》抽调人手,本来抽调了另一位国际电讯翻译,正值该人新婚,才临时派金庸前往。那年金庸24岁。)

金庸:那反右就反到我了,就算反右反不到,文革也一定被打垮了,说不定已经死了。

记者:您研究历史,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您的看法怎样?比如文革,为什么惟独在中国发生?

金庸:现在的中国大陆,既有新的信奉马列的传统,也有旧的几千年的帝王封建时代的传统,影响很难泯灭掉的。

文革并不是单单只在中国发生,以前意大利天主教统治的时候,他们有宗教裁判所,不信教的人都被迫害烧死。希特勒也是你不听他的话,那就打死你,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专制时代都会有。毛主席借文化革命之名,来去除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腐朽的、不合理的东西,但这种方式没能使真正的文化意义的大革命成功。

记者:您后来离开电影业,出来创办《明报》时,生活问题解决了吗?

金庸:本来要靠它拿薪水的,但我离开它就不能靠它了,结果薪水送来我也不收。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是否有意识地把《明报》和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联系在一起?

金庸:我在《大公报》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训练,和培养起一个报人的理想。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

记者:办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金庸:最大的困难是经济问题。

记者:有没有政治压力或别的压力?

金庸:政治的压力我不理他。当然引诱也是有的,美国给我钱,我没要;英国给我钱,我也没要。但是在危险的时候他们派警察来保护我,我接受了(编者注:文革期间,由于金庸在《明报》坚持反对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被称为豺狼镛,曾遭受生命威胁,《明报》也曾遭到攻击)。有一阵子新闻纸很紧张,贵得不得了,还买不到,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借给你。接受赠物嘛,是玩不起的,因为你只能拿文章作回赠,但我实在不想受他们影响而换文章。这样下贱的(交换)我不要。

记者:现在内地的新闻业在生长,市场化的步伐已开始了,他们也会遇到很多您在五六十年代办《明报》时遇到的问题,包括商业化对报纸品质的影响等,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金庸:商业化、广告压力是一直有的。有些大广告商有意见,打个电话给我,我如果不同意发表他的意见,他可能下次几十万的广告就不登了。但你要有勇气拒绝,苦一点就苦一点算了。收入来源少了,大家的薪水就加不了了,我只好请大家原谅,我自己也苦得很呢!

记者:听说您最苦的时候,您的娱乐就是坐电车出去游车河?

金庸:有的作者老是写文章,说金庸办报纸小气得很,但作者的生活一般都比我们的编辑记者好,苦的时候我与其给作者加稿费,还不如给编辑加编辑费,我是要从全局考虑的,说我小气就小气好了。

记者:听说您对待工作、对待《明报》,也是一个非常全权的、类似帝王的统治,是这样的吗?

金庸:我不大喜欢跟人家讨论,我自己很有自信。(小声地)这样是不太好的。

记者:有下属跟您顶牛吗?

金庸:顶牛有啊。

记者:那您会给他们穿小鞋吗?

金庸:不会。因为顶牛就把他开除,不会。(想一下)年轻人多点思想、多点见解,好。

我从没改变的就是不讲假话

记者:您办《明报》是文人办报的一个很成功的典范,请问您认为文人办报的理念在内地能实行吗?

金庸:内地新闻业是党领导的,文人办报必须要政府来领导。

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院也有新闻系,他们学生就老是问我——“院长,您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主要的期望是什么?我说很简单,第一就是要为中国人民服务,做对中国人民有利的事情。第二是不要讲假话。你要揭露黑幕,比如社会上、官场里有很多贪污腐化的事情,暴露它很不容易啊,但至少你的最低限度就是讲真话。

做人有最低限度,新闻记者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讲假话。但做到这个很困难,因为做人本来就很困难,但你要做一个坏人就很容易啊。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低限度是不要做坏人,你只要讲假话你就是坏人了。

记者:在您一生中,人生哲学里有没有从没改变过的东西?

金庸:从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不讲假话。我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那里自己办报纸(《明报》)。我办报纸问心无愧,从未故意制造谣言欺骗读者,这是不行的。错误当然有过,但我后来专门更正、公开认错,绝不制造谣言。当时大陆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亩地产三五万斤粮食,这个当然是假的,放屁,于是我就不登。所以我问心无愧。文革的时候又批判彭德怀,我也不跟着骂他。

记者:您当时是根据什么样的消息渠道,来保持对大陆局势的观察和判断?

金庸:大陆发生的情况香港的消息反而很灵通,因此我们就比较了解,大陆自己倒不知道。甚至有关红卫兵的报纸、大字报,我们都有收到,知道得很清楚。

记者:听说《明报》当时做了很多的资料搜集工作,当时搜集的那些大字报现在哪里?

金庸:现在还在《明报》的资料室里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还做了一本很厚的、关于邓拓的资料,吴晗的也有一些。

记者:说到您办报,大家总要提起的就是您社论的预言现实问题。那些预言那么准,您是怎么做到的?

金庸:(笑)其实这个没什么的。我本身运气比较好,住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根据英国法律,香港政府如果有人干预报纸言论、妨碍言论自由是要坐牢的。从来没有港督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可以登那个不可以登,完全没有。

记者:以您80高龄的见识,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相信一支笔比得上三千毛瑟枪,新闻真有这么大力量吗?

金庸:(笑)没有。你拿一支毛瑟枪就把我打死了(边笑边做个枪的手势),但如果你真的能够将真相暴露给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就要强过三千毛瑟枪。新闻只是一支笔,一个人就可以拿起来写,因此中国新闻界每个人都有一支毛瑟枪,但不是每个中国的新闻记者都可以做到。

让理想主义者走开!

记者:您格外强调自由这个概念,《明报》副刊就叫自由谈,您怎么看自由

金庸: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己生活无忧就是自由的首要条件。

记者:您1980年代前期的社论作品,曾编成《香港的前途》一书出版,您说香港自由+法制=繁荣+稳定,为什么自由排第一位?为什么不能是自由+民主呢?

金庸:我们讲过不谈香港政府的。

记者:您现在已经非常成功了,您出来讲话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您出来讲什么话的意义,这些待遇给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金庸:我现在好像变成名人了,可以自由发言了。香港的民主派说,我能够把真心话跟他们讲出来,把他们骂得一塌糊涂,老是跟他们吵架。其实我现在年纪大了,也没几年跟他们吵架了。

记者:读您的社论文章,您实际上在政治观点上是偏保守派一些,是自由保守派。

金庸:也不算保守,是稳健派。你说保守也可以。

记者:为什么您会形成这样的见解?

金庸:我看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孔夫子当年就是比较保守的。中国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地改革,不要像文革那样把很多人吊起来打。

记者:您的个性因素,对您政治观点的形成有影响吗?您年轻时是个很平和的人吗?

金庸:我强调自由,因为我天生的反叛性格,所以在学校,读中学也开除,读大学也开除,不大听话的,家里父母亲也不大管教我,还从小离开过家庭。

记者:但现在您是一个很儒雅的人。

金庸:也不见得。(笑)

记者:您性格里有很张扬的一面,但您很强调中庸的概念,怎么调和的?

金庸:中庸之道,一方面讲不偏不倚,另一方面讲你坚持的主张,不要常常改变,坚持的路就要坚持下去。

记者:谈到中庸,有研究者说《明报》办刊的一大理念就是尊崇儒家的人文思想,请您谈谈您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今年国内正讨论一个话题: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搞读经运动;一个中年学者蒋庆,在贵州开了一个书院,也是倡导读经。有很多学者参加讨论,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您怎么看?

金庸:如果他要我去当这个书院的教授,我是不会去的。年轻人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接触现代思想,更广泛的现代思想。

中国人读经有很大的偏差,认为四书五经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古代圣贤讲的是绝对没错的。现代青年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想一想他这个话对不对?对的你就相信他,不对的就要修正。毛主席反对修正主义,我就不赞成反对修正主义。修正就是,你本来不对的,把它修正,为什么不好呢?

记者:您刚才说要学习现代的观念,向西方学习……

金庸:不一定就只是西方,是向全世界学习。中国古代也有可取之处,但毕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观。

记者:那什么东西是标准呢,道德观吗?

金庸:现在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邓小平讲的要根据中国特色,选择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说最适合当地环境的、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心理的、在中国社会行得通的。

记者:6月份300名香港的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维护核心价值观,您认同这个概念吗?

金庸:核心价值观至少要争取民主。《基本法》写得清清楚楚,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广泛的民权,不是一步就能改了。香港现在的条件不成熟,应该循序渐进地走向民主。

记者:李光耀一直在提倡亚洲价值观,您赞同吗?

金庸:价值观没有什么亚洲欧洲的分别,只有适合不适合。

1981年我和邓小平见面的时候,他就当面问我:全世界有多少社会主义?我说:对不起邓总理,我不知道。他说不要紧,我们研究一下。他说你到过多少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国家我都去过,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也实行社会主义,每个国家都不同的。苏联我没去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也有很大不同。邓小平就很赞同,拍大腿啦,说:很对!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不同的,不要讲社会主义有不同,英国的资本主义跟美国的也完全不同。

记者:在政治家中,为什么您独独对邓小平这么推崇?

金庸:(有点激动地)英雄,大英雄!我写武侠的,见到大英雄我心里就佩服。见到他,讲几句话,我就真的佩服他了。

记者:您怎么看毛泽东?

金庸:我个人主张循序渐进,不喜欢一下子天翻地覆,不主张大革命,很多事情不慢慢地改变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毛泽东伟大。

记者:对邓小平的评价有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太像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奔放。

金庸:(越说越激动)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记者:您这辈子做过错事没有?

金庸:很多。给学校开除就是做了很大的错事。

记者:外交家没有做成,也是错事吗?

金庸:幸亏没做成,外交家不自由。中国干部中最不自由的就是外交家了。比在军队里更加不自由,部队听指挥听命令就行了。当外交家一步也不能走错了。在美国,驻美大使去纽约要申请,到南方观光也要申请,约束很大的。

记者:您现在有80岁了,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金庸:最遗憾的,就是我儿子在美国自杀了,这是最遗憾的事情。他为了爱情,自己上吊死了。

记者:您当天还坚持写专栏?

金庸:(眼里依稀有泪光)对,我写社评。

记者:这个非常难以做到。

金庸:做了新闻工作者,你必须有困难也要把工作做完。心情很不好,但工作一定要做好。

本文作者:任田,著名散文作家、记者; 万静波:《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

(实习记者李灵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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