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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昨日的悲剧

2014-03-03 08:55:47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53
内容提要:波兰电影《审问》,其实是一部老电影,1982年拍摄完成。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观众才得以看到。

 

《审问》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波兰电影《审问》,其实是一部老电影,1982年拍摄完成。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观众才得以看到。而这已经距离影片故事发生的年代——1951年长达近四十年之久了。显然,这是一个关于时代的隐喻。

1951年的波兰,距离十月革命胜利已经34年之久,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但另一方面,铁幕演说之后,冷战氛围和对立情绪却在暗地里酝酿。故事就发生这个时代。

影片一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柔和与明亮,欢声笑语,歌舞升平。歌舞剧团小有名气的演员托尼娅衣着光鲜,由于和丈夫赌气,颇有买醉不归、放浪无拘的意味。如在今天,也许并不奇怪,摩登的都市青年夜生活。

托妮娅迷迷糊糊中被人带走。当她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囹圄。阴森恐怖的环境,让人不禁想起革命影片中的渣滓洞。走影至此,观众大多揪心疑惑:怎么回事?她犯了什么罪?什么人把她抓了起来?

原来,和她曾经有过暧昧关系的高级军官被怀疑私通外国,她因此受到怀疑。秘密警察要求托尼娅认罪,并指控高级军官的罪行。托尼娅,当然不明就里,坚称什么都不知道。审问,就此展开。不让她睡觉,脱光衣服羞辱她,将她关进水牢,甚至是以死相逼——最可怕的以死相逼,是枪指着你,得响了,你仍然活着,倒下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镜头在很多电影中也有。例如辛德勒的名单里,德国军官要杀犹太牧师,枪指着牧师的头,开了无数次都失败了,因为枪有问题。看起来荒诞,却可想象当事者头顶枪口的恐惧。

纯粹把严刑逼供的过程作为题材,拍成电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电影风声也是依靠层层递进的悬疑发展和革命同志的情感互动方能取胜。酷刑,只是制造紧张气氛的工具,只是故事展开的一部分。所以,电影审问注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冒险。

托尼娅最初天真地以为弄清楚就可以走,后来发现远没有这么简单。不存在对错,只存在是否的粗暴专政权力的武断之下,想要轻松出去根本是无望的。托尼娅绝望、反抗绝望,既不知道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也不知道该如何圆滑应对、自全于外。

这不是传统的革命主义题材,并非努力想要塑造一个为理想信念、无畏无惧,而最终献身的光辉形象。导演应该一开始就拒绝这种做法,所以小心翼翼地处理人物的微妙心理变化。即使残酷,这里也不希望有任何的粗浅的道德构建或批判,它试图展示一种理性反思,一种将道德焦虑融合在历史批判与制度批判之中的理性反思。

审问的过程中,其实呈现出了两类形象:一个是具体的个人,一个是抽象的人民。当然,这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他(她)们之间有矛盾,更有交叠。这是真实的人性,没有绝对的善恶、对错。

具体的个人,首先当然是女主角托尼娅。她酒吧买醉,长袖善舞地周旋在男人的围猎场。这是多么普通的妩媚、肤浅、风流、天真的少女,她似乎从不问政治,从不反抗体制,她只关注瞬间释放的物质享受,也当然不曾敢想有朝一日深陷国家机器的漩涡。有人说,真正的悲剧是一个极平凡的人,没有特别做好事,也没有故事做坏事,但却因为命运的摆布,陷入一种极惨的境况。电影抛出了它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少女,怎样通过炼狱般的审问。

即使身处绝境,托尼娅似乎仍然搞不清楚状况,她坚持没有发生的事实不能捏造的朴素信念。就像她所说的,我没有做过的事为什么要我承认?对于别人我所不知道的事,我不能做伪证。大家在一起只是因为是朋友,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多目的。

在她看来,这并非高尚,而是一种体面——为了强加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矫情和做作。这种论调,其实熟悉米兰昆德拉的人们并不陌生,萨宾娜的经典论断,就是拒绝一切媚俗。只是在这里,问题要残酷多了。同样的时代背景里,同样的秘密警察的辉煌口号:我们的制度才刚刚建成,我们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敌人从事各种活动妄图颠覆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把个人利益、个人情感抛开,是会有个人的牺牲。托尼娅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和盖世太保没什么两样!

但是,这种朴素的信念能使她在酷刑和无助中坚定不屈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柔弱的个体,在强大的绝境中作出妥协是符合人性的一般预期的。托妮娅,也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一个柔弱的女子。但是当她面临无理和荒谬的专政压迫时,她似乎内生出了一种精神的偏执,她试图去说服自己在挣扎中寻求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监狱主管少校和那后来发生态度转变的少尉,前者的愚昧、顽固、没有底气的虚张声势和后者偶然流露出的人性之光,也许都是促使托妮娅坚持己见的力量源泉。

而狱中同室的千姿百态,也促使托妮娅的某种力量的形成。那个反对土地国有被抓的农妇,在窗边种下麦子,麦子竟然长成小苗,让托妮娅不禁联想到希望和新生,但是农妇的突然消失却又让她陷入深深的恐惧,之前的乐观顿时成了对自己的讽刺。哪里有什么希望?人的生命还不如小麦。托妮娅的恐惧在讽刺中走向了另一极,变成了无畏。

为什么?恐惧来源于强大力量的威胁。但托妮娅面对的却是在她看来十分可笑的内心无比脆弱的政权机器。因为,它竟然为了所谓高尚,去摧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农妇。

另一个具有重要表达意义的个体,是那个戴眼镜的波共妇女。托妮娅听她诉说,明显感觉到她的冤屈和无奈,可是她自己竟然认同这种无理无据的荒谬审判,她劝慰: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肃清自己,我们可以过些苦日子,这样下一代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从这里,一个普通的个体,顿时模糊成了抽象的群体:人民。

勒邦在讨论群众理论时,精辟地指出,在某一层次上,是民主观念给了群众正当性,群众的正当性又导致群体性的无意识,反过来这样的现实更加强化了被异化的群众力量。极权主义就是这样产生,它往往以民主为起点,又时刻顶着民主的外衣。群众(更准确的是操纵群众的领袖阶层或国家机器)以人民之名所作的事甚至没有非法可言。波共妇女,就是这样的群众人民。在特定的情景里,人们自我陶醉,经常抛掉他们日常的精明自利脑筋,作出英雄式的自我牺牲举动。他在群众之中,似乎能同时相信一件事及其反面,好像从来不晓得人不能相信黑色是既黑又白

从这个意义来看,波共妇女以及旁的许多角色,都在极力诠释电影的理性批判:他/她们的无意识的愚昧的集体心,以及千千万万如斯的集体模仿,造成了极权主义集团犯罪整体暴行的悲剧来源。

无意识的波共妇女,直至托妮娅咬破动脉,任鲜血喷流到了她眼睛里的时候,她才似有醒悟,却不能在内心自洽,以致最终疯狂。这是多么深刻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此外,托尼娅的狱中好友,因为忍受不住残暴而出卖托尼娅。与其说,这是在诠释罪恶,一种人性被泯灭的罪恶,还不如说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悲剧塑造。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这里,原来真挚的友情、患难中的互相怜悯轰然坍塌。可是,观众也许并不打算批判这个女孩。这是电影叙事的成功。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批判。电影,试图让人看到一种深刻的对本我失去控制的精神性焦虑和对良心产生恐惧的道德性焦虑。

这种焦虑,使人产生怜悯和恐惧。怜悯,在于对平凡人所莫名承受的极惨境遇,恐惧在于这种境遇也可能发生自己身上。这个女孩,和我们一样,都具有极其平凡的人性,都在此情此景面前,怜悯也恐惧,更何况她自己本身也身处极惨境况之中。

某种意义上说,在任何极权迫害里,苟活和陷诟都是正常的。道德批判应当指向于制度批判和历史批判。电影审问,它不控诉个体,而是表达一个悲剧之中的承受,主动的和被动的,这是在制造一个悲剧气氛里的精神囚笼,描述出一种群体无意识所塑造的,以崇高名义把人性逼回自相残杀的境地。

对这一点,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如此。近来,国内开始有人道歉,也有不同声音争论,到底个人的责任如何在这场集体性悲剧中去追认?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话题。电影导演也经历过某一个悲惨的年代,恰如电影中一样,或更甚。但是,显然导演试图超越控诉,超越传统悲剧的极其悲惨,而表达某种人文主义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故事的结局,女主角托尼娅并没有身亡狱中,她最终活到春天。据考证,电影是写实主义的。女主角托尼娅历史上确有其人,影片也基本上忠实历史。

托尼娅1952年被抓,期间怀孕生女,到被释放时,女儿大约三四岁,也就是1957年左右。历史上,1947年,苏联人扶植亲苏的贝鲁特当选波兰总统,他奉行肃清政策,铲除异己,滥害无辜。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波兰政局随之转向。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8月份原波共领导人穆卡尔被释放。穆卡尔在同年十月当选为波兰党的第一书记,拉开了波兰解冻期的大幕。托妮娅从入狱到释放,其命运沉浮正是这一历史变迁所至。电影的历史批判着力于此:在历史的洪流中,平凡的个人往往随波翻滚,被政治裹挟,无力无奈。

在历史批评的力道之中,我们不仅看到人性的渺小,也反而有机会去捕捉那些隐而不发的细节,看到一种人类社会的原始情怀与人道主义的希望。

电影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少尉,他的形象的塑造和命运的转变,就有着鲜明的寓意。少尉年轻时有过纳粹集中营的惨痛经历。他对托妮娅的同情,正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当年在纳粹集中营所受到的种种遭遇和如今他们使用在托妮娅身上的手段竟然惊人地相似。所以,当他发现纳粹政府与自己的相似之处的时候,他产生了灵魂深处最真切的道德焦虑。焦虑、痛苦以至虚无,他最后只有选择自杀,尤其当得知托妮娅竟然怀上自己的孩子时,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痛苦更强化了这种内心选择。

少尉与托尼娅的情感线索,是传统的悲剧电影中常有的戏码。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生命的传承也在这部电影中有所体现。作为一种意象,两个人的孩子的降生极具意义。

电影的最后,托尼娅走出囚牢,到孤儿院领回孩子。在即将走进家门的时刻,孩子突然呼唤父亲。这种呼唤,是凄凉的,因为孩子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但也是充满希望的。孩子呼喊的是父亲,而对这个民族来说,它正是喻指新一代波兰人对自己过去、对自己父辈、对自己的历史的追寻。

至此,在不经意中,电影结束,完成了对昨日悲剧的回忆,留下了人们无限的沉默,也成就了这部具有深刻写实主义和社会批评意识的经典之作。

作者:曾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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