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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继尧

2014-02-13 08:45:49 来源:神木新闻网 浏览:166
内容提要:汪继尧,男,汉族,1933年11月生,神木县神木镇人,高级经济师。

 

汪继尧,男,汉族,193311月生,神木县神木镇人,高级经济师。在他出生两年前,伯父汪铭烈士在太原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他两岁时,25岁的父亲汪镔病故,伯母和母亲先后改嫁离开。他的两个姐姐,一个病故,一个出嫁,从此家里就剩他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是一位善良、聪慧、心灵手巧、勤劳、豁达、坚强的女性,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能挺住。

在汪继尧的记忆中,祖孙两人的生活,全靠祖母给人家缝补浆洗衣服,自己制做“瓜壳帽”与男女鞋卖钱或拿到县城南门外农贸集市上换粮食、蔬菜、煤炭等维持生计。祖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对他万分疼爱,关怀备至,一心盼望他健康成长,读好书、写好字,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因而即使家里经济再困难,也尽量送他上学。但终因家境太贫寒,小学三年级时不得不辍学。之后,为了贴补家用,他到烂院(即垃圾场)捡破纸和碎布片,让祖母用作“衬子”(一种做鞋底、鞋帮的材料)的原料。有时,祖母还用羊肉和米煮成“肉饭”,即肉粥,装在瓷罐子里,让他用一根小扁担挑到城南门外早市上,卖给进城卖粮卖菜卖煤炭的农民,挣点小钱。为了节省买水的钱,他经常到旧庵巷北头的水井去挑水,因年龄小、个子矮,所以只能挑两半桶,而且还要把扁担的钩链绕短几截才能挑得起来。1947年,神木遭遇大灾荒。为了度过这场灾难,他去了内蒙伊金霍洛旗纳林石犁农村的外祖母家。老人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吃个饱饭还是没什么问题。当地严重缺煤,烧水、做饭及冬季取暖都用干了的马、牛、羊粪、农作物桔杆及沙蒿作燃料。14岁的他经常带着年仅10岁的表弟,到离家8里路远的马莲滩帮舅父赶着牛车去将牛马粪、蒿柴拉运回家。另外,他还跟着大人做各种农活。他曾一个人放几十只羊,每天早饭后赶羊出圈去放牧,天黑前回来。中午“围羊”(羊群卧在沙滩或草地上休息)时,他就找个阴凉地,用挤的新鲜羊奶泡糜子窝窝作为午饭,美餐一顿,十分清爽味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他不仅学会了许多农活,而且磨炼了他的意志。

19479月,神木县城解放,汪继尧家的贫困生活也随即得到根本改变。他的伯父汪铭生前曾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是一位知名的革命烈士。他家作为烈属,政府给予了特别的关怀照顾,包括他祖母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均由政府全部解决。每逢年节,榆林地区行署赵希贤专员、军分区吴岱峰司令员等领导还亲自登门慰问,并送来肉、面粉和大米等当时稀有的食品,令老人家感动不已。同时,组织上还向他的祖母建议,希望送他上学。于是祖母就托人捎话,次年他就从伊金霍洛旗回到神木家里。赵希贤专员亲自和他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革命胜利了,现在是你们青年人的黄金时代,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194810月,汪继尧被介绍到中共榆林地委干部学校附设的师范班学习,与干部学员一样享受供给制。当时神木县有些地方尚未解放,那里的反动地方武装即“自卫队”,有时来骚扰破坏。为此,干校也实行半军事化,一面学习政治与文化知识,一面进行军事化训练,包括站岗放哨。学校给学员每人发一支步枪,有时在夜里都搞演习。学员们晚睡前将衣服鞋袜及枪支按规定位置和要求放好,一听警报,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着装持枪集合,做到一旦真有敌情,立即紧急集合,投入战斗。

194961日榆林解放。干校随榆林地委、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从神木迁往榆林。汪继尧他们每人都背着十几斤重的背包和四五斤重的“干粮袋”,肩上扛着一条枪,手持一根木棍,一边走路,一边又执行上级交给的一个特殊任务——毁掉违法种植的ying  su,主要就是用木棍打掉ying  su盛开的花蕾,不让它结果。他们每天夜宿昼行,早晚饭是在老乡家自煮的小米饭。经过8天步行,他们穿越了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到了榆林城。

1953年春,榆林公署民政科介绍汪继尧到西安治病。病愈后,陕西省民政厅保送他到陕西省西安中学学习,与其他干部子弟、烈士子弟及调干生一样,享受公费生待遇。其间,他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1956923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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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汪继尧在西安中学高中毕业,随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习。大学四年中,他先后担任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等职。他于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工作,1973年调北京市农业机械局,1980年调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1983年调北京市牛奶公司,1987年调北京市政府奶类发展项目办公室等单位工作。在此期间,他历任副处长、处长、北京市牛奶公司经理及市奶类项目办副主任等职。

1961年至1996年的35年中,汪继尧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农业政策调查研究,生产规划发展与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工作,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组织领导工作。他任北京市牛奶公司经理和市奶类项目办副主任之初,正值北京市牛奶严重短缺,供需矛盾异常尖锐突出时期,“吃奶难”的问题成为市民反应强烈的焦点之一,引起中央领导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1984年夏,王震在北京市政府写给国务院的关于解决北京市“吃奶难”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说,毛主席在50年代、周总理在70年代交给他一个任务,即解决首都牛奶供应不足的问题,没能很好完成,如果不解决首都“吃奶难”的问题,他将无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到”!他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大力支持北京市发展奶牛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姚依林也都对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为此,北京市组成由一位市委副书记带队的庞大代表团去日本考察,并用高价购买了若干头优质公牛和母牛,以改良奶牛品质,提高牛奶产量。同时,市委、市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大力发展奶业的政策措施。作为全市奶业的业务主管部门,汪继尧和他的同仁提出“为市长分忧,为市民解难”的口号,并与市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坚决贯彻中央领导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认真实行了“国营、集体和个体养牛一起上,重点发展个体养牛”和“产、加、销一体化”的方针政策,并制订了具体有效的措施。在短短两三年内,全市奶业迅速发展,牛奶及乳制品产量大幅提高,乳制品品种增加、质量提高,不仅实现了牛奶及乳制品敞开供应,而且较好地满足了市民的不同需求,北京人均消费奶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榜首。他们还引进法国鲜奶软包装灌装机,使北京在全国最早甩掉玻璃瓶,实行并推广了塑料软包装袋鲜牛奶;从丹麦引进生产果料酸牛奶设备,让北京市民最先喝上了橘子、苹果、草莓、桃、杏等多种果料酸奶;大力推广了挤奶机械化。这些措施的大力推行对促进北京市奶业现代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3年,汪继尧参与组织创建了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注册的全国性乳制品加工的行业组织——中国乳业协会,并任常务理事兼常务副秘书长。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大大小小一千多家乳制品加工企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实现了乳品加工企业行业的统一管理,对我国乳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民间组织,成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企业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建议当参谋,对我国乳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他还组织创办了协会机关刊物《中国乳业信息》半月刊,在全国发行,他任常务副主编。该刊的出版发行,对介绍国内外乳业信息、最新科技动态、新工艺产品,促进乳品企业相互交流,宣传先进典型及普及乳品知识等方面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96年,汪继尧退休,受聘担任了北京市发展周边(河北省邻近北京的地方)奶业办公室的顾问,全国著名乳品企业内蒙古伊利乳品集团公司的高级顾问,同时仍负责中国乳业协会的日常工作,直至1999年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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