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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五四文学与台湾当代文学

2014-01-22 08:13:09 来源:爱思想 浏览:29
内容提要:夏志清先生系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夏先生著作极多,作品散见于外国著名学术杂志。

夏志清先生系美国耶鲁大学英语系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国文学教授。夏先生著作极多,作品散见于外国著名学术杂志。他所著《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名重于中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今小说的评介另开创一新局面。本刊趁夏先生伉俪访港之便,请他谈谈对当前台湾文学的观感。

戴天:今天晚上,我们准备用一个大题目来访问你,就是五四的文学与当代的台湾文学,请夏先生大致发表一下你对这方面的意见。

夏志清:前者已经忘了,后者还不曾念,你叫我从何说起呢?(众笑)

戴天:是这样的,夏先生,我们看过你写的一本书《中国现代小说史》,一直写到1957 年,以后的就没有再写下去。而台湾省、美国的中国学人,亦甚少批评1957 年之后这一段时期。所以我们很希望夏先生能够在今天晚上谈一下1957 年到1970 年之间这一段时期的台湾文学,用一个比较批评的方法,就是用五四文学(包括30 年代的文学在内)来做标准,比较一下现在的台湾文学。

夏志清:大体上说,当代的台湾文学,应该比五四时代的文学进步了,特别是写作技巧这一方面。这当然是指最有成就的台湾作家而言。但两者比较,最大的不同,我想还是在于五四的时候,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政治,而现在台湾则比较纯粹只是文学,也可以说是more dedicated to literature(热心于文学)。五四时代的文学,却多用来传播政治思想。

戴天:是的,我们看过夏先生一篇文章,好像也是在《明报月刊》发表,提及五四文学的时候,就说,它们大致上都有一个主题,也就是忧时伤国。从这一点去比较,今天台湾的情形,也应该算是多难之秋啦,那么,台湾的作家,是否也有必要对国是多发表一下意见呢?

夏志清:你是说那篇叫做《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 )的文章?我那篇文章主要是要表明,五四以后到1949 年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与传统中国文学有什么不同,以及建国后的文学,又有什么不同。我想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过去中国古代,一向都是文人第一,这是事实,至于是好是坏,那当然很难说,我们今天晚上也不好花时间讨论这一点。

总之,古代的文人,也许由于尚未有外洋冲击的关系,好像大部分都是不大关心现实政治的,顶多是讲讲皇帝啦民间疾苦啦之类。五四到建国这一段时期,文人才开始大量关心中国的前途问题,虽然那个时代的文人,由于大部分都分心于政治,不论他们创作多勤,他们真正的文学修养其实都很差。而台湾的文人呢,也不好说是不踏实,但他们好像的确不很在乎内地的情形,也没有要骂就骂,要批评就批评的表现,好像他们总避免接触到大问题。台湾的年轻人,不管写诗的也好,写小说的也好,似乎一心一意都放在纯文学之上,在文学的领域里,more concerned with what's going on(对文学潮流似乎很开心),而没有顾及其他。

戴天:是的,夏先生那篇文章亦好像有提到,五四时代虽然有感时伤国的爱国精神,但是以文学论文学,他们却没有接上西方文学的主流,而台湾现代文人的唯一目的,则似乎旨在接上这主流?

夏志清:也无所谓接不接啦。当然,肯多研读20 世纪早期西方文学的大师,总是好现象,自己眼界开了,创作时总想避免浅薄和俗套。

相反的,当代美国年轻作家,尤其是新左派的,他们故意要抛弃20 世纪的现代传统,自己思想非常霸道,文字也不考究,和台湾那些受过现代传统熏陶的作家比起来,实在要粗糙得多。

戴天:台湾既然有一部分作家想接上20 世纪现代文学的主流,何以他们对五四文学好像不感兴趣?五四时代忧时伤国的精神,何以到了台湾,竟就断了呢?夏济安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的附录里也曾提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台湾的年轻人看不到30 年代的中国文学,因此跟不上,那么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

夏志清:我想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五四以后30 年代的作品,大多写于租界地区,在外洋的保护下,所以能够忧时伤国。当时在军阀统治之下的地区,反而就没有真正的五四作品,那个时代的作家,集中在上海租界地区,他们有讲话的自由,亦觉得国家可救。事实上从某个角度去看,他们其实都是exiles(流亡者)。当然这一方面也是自觉不自觉的问题。另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存在主义对台湾青年的影响。事实上,存在主义这些年来在台湾年轻人一辈之中也的确十分流行。

戴天:为什么呢?为什么存在主义对台湾青年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夏志清:一方面,是过去30 年代一向以国家民族为大前提的这种精神,在今天台湾,已不复存在,内地易手就易手了,不在乎,干脆不谈这些。其次,是你们这一辈的青年,读西方文学刚好读到的就是存在主义大盛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学,自难免受到影响。还有第三,是全世界趋势都如此,年轻一辈觉得人生无意义,世界荒谬,一切虚无,只有个人(individual)最重要,都喜欢说What I feel is most realmost important(我的感觉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目前流行全世界的感受,就是什么isolation(孤独)之类。台湾青年处身在这个潮流里,自难免俗。所以说,五四时代的文学,是以国家民族为大前提,文学兼及政治。事实上当我们提及五四的时候,本来也是分开两样东西来讲的,其一是五四的政治运动,就是青年学生示威抗议曹章陆的事件,其二,才是后来的文学发展。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认为,文学是可以用来救国的,国家也需要文学来唤醒青年一代。但是台湾现在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纯文学,甚至香港的文学,却不大谈到政治,大概要谈亦无从谈起。台湾与香港的青年,似乎都把精力全放在纯文学或者别的纯艺术之上,至于忧时伤国,则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示,譬如老一辈的就讲讲旧诗词啦写字啦,而学院派年轻的如白先勇他们,就——

戴天:怀旧?

夏志清:怀旧。抱着一种凭吊旧中国的光荣已消逝的心理去怀旧。事实上白先勇离开内地时,年纪还轻,但他是聪明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当时内地社会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他怀念祖国,因为他已闻不到内地土地的气息。他所写的许多台北人,其实都是内地人。应该可以说,他对祖国,仍抱有相当深度的obsession(怀恋)。

戴天:台湾的文学,除了学院派,还有所谓战斗文学,学院派他们没有接触到的问题,战斗文学似乎或多或少都接触到一些,你觉得,1954 年以后,他们这种战斗文学,成就怎么样?

夏志清:我没看过,不好批评啦。

戴天:那就不要讲成就,只讲战斗文学这一类作品,在文学上地位如何?

夏志清:我想战斗文学,凡是真正参加过战争,有真正的感受的人都可以试写。战争表现在文学里,当然有极感人的一面,甚至另有一种悲壮的文学上的美。但我想题材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一部作品成功不成功,应该是它的how,而不是它的what,也就是它的写法,它的表现。有才能的人就写得好,没有才能的人就写不好。不过,依我过去看抗战时期这类小说的经验,我们中国人似乎总喜欢把忠奸分得太清楚,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最后英雄出来,汉奸正法,千篇一律。这种好与坏分得太清楚的写法,在文学创作上,就不大好。

戴天:台湾另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军中作家特多。诗人譬如有痖弦,小说家譬如有司马中原。他们的成就也很大。夏先生可不可以讲讲,何以台湾军人作家特别多呢?

夏志清:美国好像也有吧?第二次大战后,美国最受人注意的几部小说,都是退伍军人写的。

戴天:有是有,但总不像台湾这么普遍啦。

夏志清:他们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刘绍铭最近准备写一本书,研究台湾的现代文学,这是很好的事情,不如待我看了刘绍铭这本书,再说吧。(众笑)事实是这样,我在美国教书,时间有限,每写一篇文章,就得看好多参考书,所以很多应该看的新书,都不够时间看。反而是五四运动以后30 年代的作品,过去倒看了很多,可以说把重要的作家都看了。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五四作家,我一个也不认识,但重要的都看了,现代的台湾作家,我认识一小半,看的却不多。(众笑)不过,我看学院派与军人作家似乎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把界线划分清楚的,其中最好的几位,写作态度同样的认真。朱西宁就是军人作家中很注意小说技巧的一位。痖弦你说是军中作家,但他曾到美国去留学,算不算也是学院派呢?

戴天: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年轻一代,他们现在长大了,对中国文化很向往,念完中学,再念大学,文字表达力也高,其中出名的譬如七等生。他们这一辈年轻作家,依你看成就如何?

夏志清:我看的还是不多,好像也是走学院派的路线是不是?

戴天:那么我们就谈谈也是世间少有、台湾特多的台湾女作家吧。夏先生可不可以讲讲,何以台湾会有这许多闺秀作家?少奶奶作家?

夏志清:你是说聂华苓,丛甦她们?聂华苓原是特别用功的一个,最近在美国好像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将来如何很难说。丛甦现在好像没有继续写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

戴天:夏先生以为她们成就如何?写得比男作家好?还是男作家写得比她们好?

夏志清:本来外国也有很多女作家嘛。这在美国尤其普遍,甚至记者、编辑、影评人,都有很多女的。也许是外国没有把男女问题看得这么重要,分得这么清楚,所以没有人特别提出来,说是女作家什么什么。其实我想作品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也不一定特别要分开男作家、女作家。当然一大半女作家有她们的特色,譬如比较重情感,对男女爱情的题材特别有兴趣,一般是感伤主义多一点。美国英国的女作家写爱情故事也是写也写不完。但欧阳子、丛甦她们就不是这样。於梨华虽然比较重情感,她对男女爱情也自有她冷静、带些irony 的看法。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性别来分高下。

戴天:还有就是,学院派的作家,更接上了西方文学的主流,他们写作的表现,有时就好像西方人一样,不大像中国人。那么夏先生以为,他们的感受,是不是已经完全跟外国人一样,抑或只是在模仿呢?也就是说,他们这种好像西方人一样的感受,到底是真是假?

夏志清:这问题不好回答,不过有些人的确甚至会认为,你如果不懂英文,那么你的文学就靠不住。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是说,当年介绍西方文化或研究西洋文学有些贡献的人,现在老了,都喜欢怀旧,江南啦旧诗啦写字啦……而年轻的一代,当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西方啦英文啦外国啦。慢慢待他们年纪大一些,由三十岁到四五十岁,奇怪,他们又要大谈回归了,这真是很有趣的事情。年轻的一辈,当他们西化的时候,总瞧不起年老的一辈,但是当他们慢慢长大就自然会改变,后来老了,可能又与以前的老辈一模一样了。

戴天:外国作家,多能把个人的经验,以及对国家的感受,放大而成为现代人普遍的一种印象。台湾学院派的作家,在这方面亦努力过否?成就如何?

夏志清:这很难讲。这也许只是作品深度的问题。当然也许台湾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差一些。而说到成就,那总得与作品的好坏连在一起讲,还有作品伟大不伟大这个问题。事实上就以美国来举例吧,美国新书真正好的也不一定有很多,他们亦有很坏的学者、作家。不过说到世界心灵,一般西方人看各国的书,当然要比我们多些。但这就要说到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写作应该不比日本人差,可是外国现在总是看重日本作家,

而不大理会中国的。也许我们中国人做事的效率的确不及日本人高,几十年来人民生活也苦,所以一直都是生存第一、文化第二,现在日本人却是生产多,生意好,于是大家连带都看重日本文化了。日本的文学,翻译成英文的很多,于是,川端康成了不起,三岛由纪夫了不起,其实很冤枉。这些英译作品,我也看过一些,大概十来本,觉得我们很多中国作家的确不比他们差。但是现在在政治上,大家都对内地有兴趣,目光集中在内地身上,内地没有文化,于是大家就以为中国现在也没有文化了,这是很不公平的事。台湾没有被看重,这简直是——很不对的。当然这也不是说要去争地位或者什么,如果真有好的作品,将来一定有人知道,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现在一般外国人总喜欢把台湾看做一个旅游区,故宫博物馆,而不是一个文化的地方,这就很冤枉。

戴天:台湾近年由过去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在的半工业社会,将来也一定会再进展而为工业社会,现在只是过渡时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台湾作家有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把这种转变的经验表达出来呢?就是说,近年台湾已经由落后地区进步成为现代化的半工业社会,台湾作家有没有面对现实,描写一下他们的社会转变,抑或只是写来写去,都是写个人,而且也没有通过个人,去写出社会转变的感受?

夏志清:进步不进步,这很难说。农业社会也有农业社会的好处。工业社会也有它的优点,同时工业社会也有独有的新缺点……

戴天:是的,但变总是变。台湾作家有没有描写过这种变的真相?有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放大,去承接文学的主流?抑或只是拼命接受存在主义,拼命谈孤独?

夏志清:也许台湾作家根本并没有想及这一点。他们在台湾长大,譬如就说台北,其实过去和现在都差不多。现在台湾也是农业工业二者兼有吧?也许内地在这方面的对比会大一些,台湾就的确没有太明显的对比。不过当然台湾作家观察现实生活大概也是少些,总是写个人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讲到社会文明的转变,这总是不大好讲,因为必然是一半一半,有好亦有坏。譬如,就这样说吧,我们看报纸、杂志,总是说,科学进步很好,物质生活改进,人类甚至可以登陆月球,真了不起,但是就讲这个月亮,登陆月亮了,月亮本来的意义就没有了,这都是很难讲的事情。工业社会是不是一定就比农业社会更幸福,这牵涉到精神方面的问题,人的生活到底不只是物质享受。

戴天:但个人在现实的改变里,总会产生一种感觉的吧?那么何以台湾作家在写个人的时候,总喜欢写孤独,却不写社会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感受呢?

夏志清:孤独其实也是个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潮流,一种文学的时髦。通常你看什么时兴的书,就会忍不住要受什么书的影响。像歌德时代,人人看《少年维特的烦恼》,很多人也闹失恋自杀,现在看来很傻,不过这的确是有种趋势的。

戴天:你的意思是,即使个人也不能完全由社会孤立出来,是社会要他去孤独?

夏志清:总之,如果讲台湾社会的改变,我以为并不太多。美国科技方面的改变更多,但是也不见得有很多人着笔于这一方面。我想主要的应该是在于由内地到台湾的整个中国的变。这个更大更有意义。但是农业社会的进步问题,就见仁见智,不好讲了。

戴天:现在我们好不好再讲一些比较踏实的问题。譬如说台湾的作家与作品,白先勇、王文兴、於梨华、聂华苓他们,你认为谁的作品成就最大呢?

夏志清:我看是看过一些,不过看得不多。

戴天:就依你看过的范围之内讲一讲吧。

夏志清:白先勇是很不错的,他的文字很——

戴天:干净?

夏志清:很干净。作品也比较深刻,进步很快。他是大将之后,有此努力,不容易。最近一期《现代文学》刊载了我一篇白先勇论,想你也看过。在那里我把他早期作品分析得非常详尽。可惜该文下半部至今未写,不知何时可以写出来。

戴天:水晶呢?

夏志清:水晶也很了不起。他国文根底很好,从他的小说散文里能看出他是个熟读唐诗以及《聊斋志异》这类笔记小说之人。有一篇《钟》象征性很重,他写古庙、写蛇、写母亲,描写一下所谓罪孽感,很有意思。其他作品,失败的也有,不过多半都不错。

戴天:他早先有一篇叫做没有脸的人,是吧?

夏志清:这可能是台湾作家中用意识流技巧写小说最成功的一篇。他应该算是很有希望的一个作家了。

戴天:於梨华呢?你替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过序,最近《明报月刊》亦正连载她的小说。

夏志清:她有一个特点,好像特别心怀家国似的,喜欢写中国人在外国的寂寞,文章也写得很用工夫。而且她有时亦会找一些新的题材,譬如近作《儿戏》和《会场现形记》。我以为她很少写妇女的切身问题,作者躲在文章背后,不出面,文章反而有力。她疾恶如仇,颇有讽刺天才,这一点好像很少有人提到。

戴天:此外别的呢?你比较有印象的——

夏志清:别的——聂华苓最近尝试过用英文写作,刊登在《大西洋》杂志。她早期的作品很不错,她自己却不大满意,改变作风后,正在埋头写一篇叫真空地带的长篇,要出中文本,也想出英文本。

戴天:王文兴怎样?

夏志清:他那篇《龙天楼》,开头那一长段很不错。中间一大段有不少当年阎锡山部下自述从山西逃出来的经过,作者显然要借他们的嘴,启示出一种哲学性的东西。王文兴写这篇小说,很费气力,但可能因为他太ambitious,有些地方不如理想。他是专攻小说的人,最近发表了一些近似格言式的杂感,相当深刻,至于别的作家,看过的实在不多。

戴天:那么夏先生以为台湾之有琼瑶这个现象到底如何?

夏志清:得罪人不大好吧?

戴天:不是得罪的问题,就由文学的观点看她。说到底,她很时兴,很多人看,这是事实。

夏志清:她好像很喜欢写男女恋爱。但一个作者总应该用自己文字的力量去表达情感,她的缺点似乎是在于太喜欢抄录旧诗词,这无疑是请旧诗人来替她代笔了。不过中国人一向就喜欢这类东西,像那部电影,是《魂断蓝桥》吧?中国观众就喜欢这些假悲剧。这是什么道理呢?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天真?心地好一点?这可爱还是很可爱的,但总是天真一点。什么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等等。一方面传统文学这类故事也有很多,这大概是过去不了解爱情,或了解得不够深入的关系。还有外国19世纪的小说,也是一样,爱情很重要。当然爱情本身值得写,但应该不是这样写法。这与作者本人以及读者的文学修养,大概都有关系。

戴天:这在美国似乎也有这种现象,俗称床头小说,亦即是流行小说,让家庭妇女,少男少女们,吃完晚饭,没事情做,就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看。琼瑶的流行小说,大概也是这一类。

夏志清:外国的流行小说,专写色情的除外,似乎在格调方面高些。不知道为什么,琼瑶的文字、结构,外国的畅销书也没有这样写的。不过现在琼瑶潮似乎已经过去了吧

戴天:夏先生你可不可以谈谈台湾的文学批评,近年来这方面很盛行,杂志报章刊登很多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文章,你对这类文章的看法如何?

夏志清:台湾文学批评确是一时之盛,例如姚一苇、颜元叔就专在这方面努力,他们读书较多,有美学基础。但说文学批评,很难有个客观的标准,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总是见仁见智。批评固然可以套用某家某派的理论,但西方批评家派别太多,讲述他们的理论,是永远讲不完的。台湾目前的文学批评,是具体印象少——即对某一部作品某一个作家的具体批评,很少。而抽象的理论,反而很多。我们讲理论,很难讲得过西方大师。不过,理论也需要讲,对于不懂英文的读者,这种介绍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文学理论不一定是批评家来谈,作家也可以谈,也应该懂点理论,对创作或者有益。批评也是需要的,但有分量的作品不多,严肃的批评也许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对作家的批评,有时可以用私信来谈,可以比较坦诚的交换意见,对创作的进步反而有好处,比在报刊上公开来评论,或者会有用得多。

戴天: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夏先生来个结论,究竟五四的文学与当代台湾的文学,两者比较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再就前途来说,台湾文学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会有什么发展?

夏志清:五四文学与台湾的文学,时间相差不过二三十年。单就文学这一个环节来讲,一般来说是有进步的,在技巧上也高明得多。当然目前台湾文坛还远比不上抗战前五六年上海30 年代文坛的盛况。那时一大批年轻作家,来自东北、湖南、四川、广东各地,不管他们思想如何不成熟,他们那副干劲,就叫人佩服。现在这批作家(当年一大半都是左倾的),在内地受尽折磨,他们过去的成就真应该有人好好去估价一下,因为我小说史上所讨论的还仅是特别著名的几位。相比起来,目前台北文坛还没有跨入当年上海那样的全盛时代。比白先勇他们更年轻一辈的作家,已有相当好的作品问世了,他们的创作倾向我们一时无法断定,也不应予断定。即使白先勇那一辈作家,他们才三十多岁,他们的作品也可说还没有定型,在不断变化中。台湾有希望的作家愈来愈多,这是极可喜现象。至于文学本身对国家会有什么帮助,很难说。文学对国家如果有功用的话,最多不过是对现实使我们有多点了解。唐诗对国家有什么实用价值呢?很难说。我们不念唐诗也没有什么关系,念了也许又有好处。不过,也正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代表这个时代或这个国家文化上的进步,其价值仅此而已。至于说对国家建设如何,或实用意义如何,恐怕未必有。福克纳的小说,对美国工业的进步大概毫无影响。不过,文学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却是不可忽视,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言论自由的尺度,以及时代心理,都可由文学见出来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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