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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没有去新疆的16年, 就没有现在的王蒙

2013-12-17 08:14:58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42
内容提要:王蒙在伊犁巴彦岱庄老乡家。政治运动的巨浪扩散到边疆基层,只剩一朵小浪花。39岁的王蒙被开除党籍,却仍希望通过“命题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蒙在伊犁巴彦岱庄老乡家。政治运动的巨浪扩散到边疆基层,只剩一朵小浪花。39岁的王蒙被开除党籍,却仍希望通过命题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民出版社 供图/图)

一份尘封数十年的手稿让79岁的王蒙回头打量39岁的自己,也让他思考在新疆度过的16年时光。他觉得今天的作家王蒙与那16年大有渊源。

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玩耍)!’”他说,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79岁的王蒙这样评价《这边风景》的发表和出版。70万字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1974年至1978年,当时王蒙正在新疆伊犁一个大队挂职当副大队长,劳动锻炼。2012年,王蒙的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北京的旧屋,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尘封三十多年的手稿,送给父亲。王蒙重读旧稿,百感交集,好比是79岁的王蒙看到39岁的王蒙

小说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政治运动再严酷,生活仍然在继续,能够消解的政治和假大空,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不可摧毁。王蒙说。

2013年是王蒙重要的大年。《这边风景》出版之外,他还再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0月,在新书《王蒙八十自述》发布会上,他告诉读者,自己再婚了,妻子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单三娅。

与王蒙相伴60年的崔瑞芳去年3月去世。一年多之后,被铁凝称为高龄少年的王蒙遇到了新的爱情。王蒙不愿意自己的感情被娱乐化,干脆直接用写文章、上电视的方式告诉读者,新的爱情来了。在散文《明年我将衰老》中他写道:

我跟三娅女士见面的第一分钟我就觉得就是她,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明年我将衰老,而在尚未特别衰老之际,我要说的是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掏心窝子的认真

196312月,王蒙为拉开与当时政治中心的距离,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新疆,先是在乌鲁木齐,后来搬到伊犁农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16年。在伊犁巴彦岱乡劳动锻炼的7年里,王蒙住在维吾尔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作”,学会了维吾尔语和舞蹈。

新疆的生活对王蒙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王蒙复出,写了一批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从而迎来了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至今,王蒙以新疆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多达百万字。

王蒙把新疆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在新疆的16年当成自己人生的中间部分。

“没有新疆的这16年,也不会有后来的作家王蒙。”

南方周末:我看了《这边风景》,很吃惊。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类型的作品,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你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后出版这个小说?

王蒙:我是在1971年,38岁时写的这个作品,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五七干校。我开始写了部分章节,几年时间里,我都在写它,一发不可收,写了70万字。

40年前的中国,在文革中,国家、社会都高度政治化,任何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都要看它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艳阳天》、《金光大道》是这样,《春潮急》、《西沙儿女》、《闪闪的红星》也是这样,都是按照当时宣传政策写的。

《这边风景》也不例外,它没有写到文革,但它的话语表达受了文革的影响,我无法超越时代,批判文革、挑战文革。在那个荒谬的时代中,我没有歌颂极左,还尝试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用毛主席起草的二十三条来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实右

文革结束,中国青年出版社想出版这个长篇小说,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改稿完成。但出版社考虑到小说背景是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指导王光美主抓的桃园经验,和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出台,在文革结束、改革即将开始的背景下,出版《这边风景》,在政治上显然很不正确,于是放弃。

我也试图挽救、删改这部作品,发表出版,但小说体量太大,人物达100个,不可能推倒重新来过,索性就尘封起来。40年后,王山和刘颋找到了手稿,非常喜欢,也让我有了自信。我觉得也到了可以淡化政治和时代背景的阅读时代了。去年你在北戴河采访我的时候,我正在校订这部作品,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订正完,后来交给了花城出版社。

南方周末:很多作者,即使是写过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发表出版。重读作品,你为什么“百感交集”?

王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我不可能颠覆我自己,不可能对于年轻的自己打一耳光,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

《这边风景》记录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一条鱼的中段。在79岁的时候,我眺望到39岁时的我,我那个时候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

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过时的作品,写到了当时极左的东西,有谨慎的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人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什么都写到了,人物鲜活,细节生动,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我也受当时的影响,拿《这边风景》来说,这里面尼牙孜这个人物多少受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小腿疼的影响;我笔下的也受他的影响。浩然塑造过忠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萧长春,我写伊力哈穆也受影响,但我笔下的伊力哈穆比浩然写的萧长春多了一点人间烟火。

为什么?因为在伊犁的少数民族,人性上更放开点。我当时去新疆就是这么想的,全国的阶级斗争,让人没有办法活了。新疆土地辽阔,山河处处,多民族的地方,文化多元,应该可以正常地生活。

南方周末:你通过一件粮食盗窃案,借一个维吾尔村庄为舞台,演绎“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另一面又是浓墨重彩的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的描述,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和冲突?

王蒙:当年讨论我的小说《狂欢的季节》的时候,毕淑敏感触特别深,她讲到小说反映的历史时期:文革的清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未完成事项,它粗重地横亘在我们历史的道路和心灵的道路之上阴影绵长。极左的政治扭曲着人们的生活,反过来,生活本身消解极左的政治。

不仅如此,《这边风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一面接受着某些的公式,一面在沉痛地控诉极左,控诉对于人的政治诽谤与政治诬陷,它挖空了心思,做到了这一点。

我在伊犁基层看得很清楚。北京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当时两报一刊社论多厉害,但到了伊犁,到了伊宁县农村,影响力微弱,这儿完全无所谓。生活本身的力量是无敌的,再怎么搞极左,老公老婆还要一块睡觉,还要一块做饭的,父母还要打子女屁股的,吃喝拉撒睡要照常进行。生活一来,你说一大堆政治口号,喊一堆空话,有什么用?

怎么样才能活下去,这永远是工农大众面临的首要课题。要出工,要砍柴割草,伊犁冬天长,雪大,小半年天寒地冻,人要烧炕取暖,牲畜要吃草过冬。他们反复打扮自己家的小院,今天在这里搭一个棚子,明天在那里砌一个炉灶,后天拆掉原有的狗窝,大后天又挖掉果树下的小块菜地改种鲜红的玫瑰花——为的是活得更舒服一点。生活是不可能被政治和革命摧毁的,爱情是不可能摧毁的,文学是不可能摧毁的,世界是不可能摧毁的。

南方周末:《这边风景》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它是重新书写了“17年文学史(1949-1966)”的杰出作品;另一种认为它是40年前严格按照官方钦定模式投机写作的作品,除了文献学的意义外,毫无文学价值,根本不应该出版。你怎么看这个作品?

王蒙:也有学者拿《这边风景》和《艳阳天》、《创业史》做比较。过去所认为的“17年文学,从文革前的文学到浩然的《艳阳天》结束,现在来看《这边风景》才是17年文学的真正结束之作。

我看到了《艳阳天》、《创业史》,我不糊涂,也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写这个小说前,我细心研究琢磨了当时大红大紫的浩然、柳青,分析了他们的小说框架、结构、手法,后来写的《这边风景》。小说的故事框架尽量做到符合当时的政治的命题,或者称之为命题作文。

我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族的风情文化,记录了当时的生活风貌。从对人性和生活的描写来说,《这边风景》在我的作品里面,可以说是最具体最细腻最生动最感人的,它也是真正的文学。

我的作品绝对跟浩然不一样,绝对跟赵树理不一样,他们根本不可能写出像雪林姑丽和爱弥拉克孜这样的人物来。我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作品里也有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但是我的小说细节、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与人物命运,都是文学层面的。

我的《青春万岁》,明显是歌颂革命,歌颂共产党,批判旧社会。可是《青春万岁》不够革命,没有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学校里你写结合,除非让他们全退学。所以没办法,26年后才能出来。

《这边风景》更离奇,过左了,又是人民公社,还有阶级斗争,革命得太过了,现在才出版。我把人民公社的生活写得理想化,写得相对比较光明。可我也没有回避有些东西,开支很困难,没有现钱;人斗人,上上下下,风水轮流转;开会乱成一团,通知4点开会9点不一定开得成,有的人睡着,有的夫妻骂起来了。

因为我写的是生活,写的是人,男男女女,爱怨情仇,高低贵贱,写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十几个民族,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维族人怎么打馕,维族人怎么结婚,什么都写。几个农妇,张家长李家短,一块喝茶掰馕吃一边说话,煮茶的人流鼻涕落到茶里,擦擦鼻子给大家盛茶,喝茶人看到了:我肚子不能喝茶,只能喝白开水。这类细节,我很得意,现在写不出来的。

1983年,由王蒙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1960年代,小说刚写完的时候,王蒙头上右派的帽子还没摘掉,小说审来审去不能出版。王蒙嗅到局势艰难,随后申请调去新疆。2013年,《青春万岁》再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只不过发生了一点误会

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创作了 “在伊犁”系列小说,描述他的新疆生活。这些小说写出了维吾尔人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生动表达了维吾尔人民的生存方式、思维理念、宗教文明和民族性格。

“后来许多年过去,有外国人问我:在新疆那16年里干了些什么?我开玩笑说,我在新疆读了16年大学的维吾尔语,预科三年,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博士后两年,就学会使用维吾尔语。”

南方周末: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

王蒙:我是被动的。我头上右派的帽子虽然去掉了,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青春万岁》审来审去不能出版,面临彻底封杀的局面。我在北京西山听了周恩来总理和周扬的谈话录音,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知道政治形势越来越艰难了,在北京我没有别的出路了,我想离开北京也许是一个选择。在和一些省市负责文艺的领导谈过之后,新疆作协秘书长王谷林当时就表示可以办理调动,安排我到《新疆文学》工作,我就这样去了新疆。

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运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从右到左写的是维吾尔语店名,放的都是维吾尔歌曲,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南方周末:但你也有过另一种高调的解释,把去新疆归结于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蒙:我并不以热烈拥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著名,并不以动不动表态热烈拥戴、痛哭流涕而著称。但是我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块,脚上有牛屎,脸上不干净,要脱胎换骨。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和维吾尔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语言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没有!

南方周末:你到了新疆,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怎么下到了伊犁,去农村当副大队长?

王蒙:把我派到伊犁,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的意见。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对于我个人印象都不错。他们觉得王蒙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帽子已经摘了,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但是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王蒙放在乌鲁木齐变成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目标,弄得他们都很被动,后来就干脆派我下生产队搞训练班,结果被人家四清训练班退回来了,理由是王蒙政治成分不好,怎么有资格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4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就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的厢房里。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我去那里至少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这个还是人道主义的关怀,没有惩罚的意思,北京已经惩罚过了。我可以把家属带过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工资自治区文联照发,还可以在那里兼任大队级的副职,对我这个已经开除党籍的人,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离不开体制,没有革委会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敢收你住宿,没有全国粮票,有钱没得吃饭,只能白白地饿死。你能有别的选择吗?离开体制就等于死无葬身之地。

南方周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然后又突然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贬到新疆农村。你不委屈吗?

王蒙:没有这个念头。说实话,从我自己主观上,我没有要和体制站在对立面,因为我觉得新中国建立起来本身很好的。如果说有人年纪大了,犯错误很正常。像毛泽东讲的那些话,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风雨就是群众运动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听着我觉得有道理。只不过发生了一点误会,或者这个政治上的不幸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向好的方面转换的。

1965年,王蒙初到伊犁。在那里,生活消解了政治。严酷的运动并不影响新疆人继续房屋私有、自由买卖、喝酒、宰羊、唱歌……王蒙被新疆庇护了16年,文革结束后,写了一系列以新疆为背景的小说,迎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人民出版社 供图/图)

除了死亡,都是塔玛霞儿

新疆的16年生活,让王蒙再不是那个北京单纯的“少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想和激情崩溃后,王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和温暖,养猫、养鸡,下厨房做酸奶做奶油炸糕,甚至自制麻将,和政治保持了疏离。

在“文革”处境下,知识分子的选择空间非常小,“张志新他们说了一些不同的话,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我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干脆不闻不问做所谓逍遥派,还有一些人在范围之内,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学一点东西。‘文革’当中我在写作上的时间,远远没有放在我研习维吾尔语上的时间多。”

在《狂欢的季节》末尾,王蒙不无感慨地写道:“革命需要世俗,需要考虑普通人的生活需要,革命不可能是全社会人人都参加的事情。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历史、革命最终的落点都是日常生恬,革命者要理解和尊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将之改变。”

南方周末:19796月,你离开新疆,坐火车回北京时哭了。16年的新疆生活,究竟给了你什么?

王蒙:新疆庇护了我,保护了我一家,平平安安。底层老百姓生活里来的智慧,也让我一辈子受用。那么严酷的政治运动,巨浪的影响力扩散到新疆基层,就剩下一朵小浪花了。那么严酷的文革、人民公社、集体制、合作化,也没有改变房屋私有、自由买卖。维族人的婚礼,按照政府的集体仪式办完了,回到家晚上一定会按照维吾尔民族传统婚礼规矩再来一遍,喝酒、宰羊,唱老歌跳舞。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

比如当时生产队长开长会,说县里开了三级干部会,今年夏收最重要,牵扯到反帝反修,还有批判刘少奇,夏收期间一律不许回家,所有的劳动力都要住在地里吃在地里。维族老百姓都鼓掌说好,坚决落实!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带被子住在地里。我夫人所在的中学搞三反五反,宣传队要求老师们集中学习住宿,当时维族老师都表示坚决照办,第二天没有一个维族老师带铺盖。几天坚持下来,硬是把学习班拖黄了。

又比如生产队长开会时讲,现在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底下农民嚷嚷:别废话的,到底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修大渠,还是浇小麦?别在这儿说空话。农民不怕,他已经最底层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最多送劳改队,有的人马上说,劳改队吃得比咱家好。生产队长没办法。

在新疆,生活本身消解了政治,人的生存不可能用政治口号解决。政治没有消灭日常生活,民族文化也没有被改造消灭,大地还是大地,人还是人。

伊犁每年打麦子的季节,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拢嘴,汉族人看着就特不习惯。有时候,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消化不了,屎拉出来全是麦粒。可维吾尔族农民说:这是真主给它的机会,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上级检查的时候,他们赶紧把铁拢嘴给马戴上,领导一走就拿下来了。

维吾尔人喜欢说一个词:塔玛霞儿,大约相当于玩耍的意思,有一种自然而然、随遇而安、走哪算哪的人生态度。维族人有句极端的话: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玛霞儿!这样的人生态度,对我影响深远。

南方周末:你学维吾尔语花了多长时间?

王蒙: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和当地维吾尔人简单交流了,能够一起聊天。熟练地掌握,应该是在两年以后。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我其它时间就是学习维吾尔语言,读维吾尔语言版的《毛泽东选集》,唱维吾尔语的颂歌。所有和维吾尔语言相关的书籍,当地农村家庭有的,苏联出的维文小说,我都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在人间》,都有维语版的。

我那个时候看了很多书。198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费正清还活着,我去看望他,我说他那本《美国与中国》,我看了特别有兴趣。他不相信,你上哪里看去?其实是1971年,他那本书作为反面材料使用,我才看到的。这个世界很奇怪,在最严厉的控制之下,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窗口,或者是漏洞。

在日常生活里,特别是和维吾尔朋友们一起喝酒,那是更好的学习场合。不管什么时候,抓住任何机会我都用,我也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族群众听,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很快,在生产队的会议上我也能够用维语表达了,当地群众非常欢迎,还要给我评五好队员。

南方周末:那时候汉族干部和维族群众的关系怎么样?

王蒙:我刚刚到新疆去不久,采写了《春满吐鲁番》、《红旗如火》等一系列散文和报告文学,拜访了如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明珠。她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教维吾尔群众种西瓜、甜瓜,是新疆甜西瓜育种事业的开创者。我还认识一个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兽医,在牧业大队干了一辈子,随同牧民们在草原上四处迁徙,为他们的牲口治病。

在当时的体制下,干部真心实意帮助维族群众。大家有苦一起吃,有活一起干,吃住也没有太大差别,贫富相差不大。王震在新疆主政时有这么一条政策:进入新疆的干部和战士,学会维吾尔语,通过考试的,行政级别一律提一级,这个不得了。

这样的政策,让干部和官员沉下去,能够和当地老百姓交流沟通,促进彼此的感情和友谊。今天,还有多少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今天的援疆工作你又怎么看?

王蒙:当时毛泽东主席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的基本保证。内地的人到了边疆,都是带着好好干活发展边疆(的愿望)去的。当时苏联也提倡年轻人到农场去工作,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我年轻的时候,还唱一支苏联歌曲《到远东去》,和我们当时到西部去的背景完全一样。

当年条件那么艰难,环境那么艰苦,干部和群众都能够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现在经济条件那么好,资源多,硬件条件也好,老百姓的日子也比几十年前好过多了,为什么干部群众关系、民族团结还不如当年那个时候?这里当然有三股势力破坏的问题、对敌斗争的问题,同时肯定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这些年,中央让各地政府支援新疆发展建设,力度很大,建设了很多项目,从城市到乡镇,高楼大厦。医院、学校、剧院,去的人很多,花的钱不少。当地政府的评价非常高。但我提个小小的建议,咱们做了那么多项目,能不能直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比如,内地人去新疆工作,能不能本地化一些,吃些羊肉吃些馕么,至少不用自己带厨师去吧?能不能不带自己的企业,多给当地人一些打工的机会,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多和他们沟通交流,增进友谊,民族融合就不是空话,矛盾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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