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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圆明园灰烬,比石头更沉重

2013-12-09 08:32:58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59
内容提要: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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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

    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圆明园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其鼎盛时期修筑的巨大的建筑拼盘,所有中世纪花园的总和以及帝国花园狂欢的历史巅峰。它征用了大量花园的蓝本——安澜园、寄畅园、如园、鉴园、狮子林等所有江南园林,加上由郎世宁等人设计的法国宫廷花园的摹本,混搭着东方和西方花园的诸多元素。皇帝在花园美学上的这种开放性,超出了我们的文化想象。雍正、乾隆和咸丰这三代皇帝,都热衷于花园话语的复制、抄袭和拼贴,显示其利用权力全盘吸纳汉文明的野心。通古斯人是汉文化遗产的采集者,他们延续了把珍兽放养在后院的习惯。圆明园就是这样的复合型文化圈栏,但它并非用来安顿野兽,而是用来寄养那些著名的南方名园。

    圆明园里的那些园中之园,是空间的叠加,也是南方土地的象征。对它的占有慰藉了满人,令其产生占有南方文明的幻觉。他们象征性地践踏自己的领地,在其上居住、行走和纵欲,犹如它的亲密主人。这是权力象征游戏的一部分。皇帝及其家族在其间展开政治自慰。不仅如此,那些洛可可风格的建筑、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以及自鸣钟、怀表、眼镜和钢琴之类的精细器具,还令其产生出拥有世界的幻觉。花园是帝国地理思想的逻辑起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地图,无法改变这种顽强的国族想象。

    这是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全面采集。花园与女人的古老逻辑关系得以延伸。咸丰皇帝,也就是慈禧的丈夫,在各地广征美女几十名,藏纳于圆明园内,分居在各个亭馆,其中最宠幸的有四人,咸丰赐其芳名,分别叫做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和海棠春,俨然是妓女的艺名,而圆明园的另两座邻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则更像是民间春宫的称谓。而事实上,它的确是皇帝及其亲属的私人妓院。为了维系血统的纯粹性,满人拒绝汉女入宫,于是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夏宫,就成为一个情色外延的驿馆,用以储藏汉族美女,为皇室成员的合法猎艳提供场所。

    除了那些美艳欲滴的女人,花园的物架上也陈列着年代悠久的玉器、瓷器和青铜器,此外还有朝珠、丝袍、绣襦、佩饰、字画和碑帖,其珍奇性和大数量,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入园抢劫时才曝光于天下。这是一切东方想象的焦点。狂热的征服者,意外地打开了梦寐以求的宝藏。那些宝物从前被汉明王朝弃置于库房,而后则成为通古斯人建构享乐空间的道具。它们玉立在紫檀木的支架上,散发出温润而幽远的气息。这也是一场浅薄的修辞运动。宝物和美女构成了一种密切的对喻关系。它们互相喻指着对方,又互相成为对方的所指,在狂欢的语境里,共同书写宫廷乌托邦的辞章。

    花园的主人从一座花园走向另一座花园,穿越了不同质量、体量、语法、风格和气味的空间。这是组合型空间的魅力,它制造了跨越时空的幻觉。为衔接庞大的组合空间,复杂的亭式长廊被打造起来,成为迷宫里的结构基线。在敷设这些基线的进程中,花园的时间悄然涌现了,这其实就是迷宫的时间,每一条长廊和交叉小径,都延展了狂欢的刻度,向无聊的皇帝颁发岁月通行证。与其说那些长廊通往不同情妇的卧榻,不如说是通往那些秘不可知和令人期待的未来。这是私人幽会的未来,也寓示着帝国的昏暗前景。

    然而,正是在奢华的花园,汉人的历史病毒迅速传染给了通古斯人。女人和珍宝只是腐化的开端。汉人的花园语法,越过秦汉以来的历史记忆,开始腐蚀通古斯人,把强悍的猎人帝国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王朝。就在圆明园营造的鼎盛时期,骠悍的通古斯人迅速虚弱下去,被汉人的园艺、美女和珍宝所败坏。那些美丽的事物是剧毒的,它们瓦解了征服者的意志。汉人先弄衰了自己,继而又弄衰了满人。这是历史自我转轨的诡异手法。圆明园极尽奢靡和豪华的风尚,变成腐化的中心,并且逐渐向外扩散,令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变得病入膏肓。

    早在夏商周和先秦,花园就已成为帝国的毒药。无数朝代断送在花园的废墟里。这方面的例证,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楚国与秦朝,还应当包括隋帝国和五代的几位君主,如此等等;就连历史学家最为青睐的盛唐,都差一点被玄宗的温泉花园(骊山温泉宫)所断送。温暖的泉水和丰腴肥润的妃子,从两个不同的向度,软化了皇帝的野心,令其沉迷于歌舞声色,以致沦为一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甚至连整个王朝都有覆灭之危。而在苟延残喘的南宋,赵氏王朝也瘫痪在公共花园西湖的面前。越过烟雨迷蒙的湖岸,低回婉转的谣曲混杂着钟声,魅惑了偏安江南的君主和百官,把他们送入温柔的政治梦乡。

    花园就此构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骗局。它是农业帝国的最高形态,制造盛世的迷人幻象,也是帝国的终结者,它不仅消耗建材和人工,也消耗皇帝及其大臣的生命,把帝国拖向极度衰微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造园工程都根植于酷烈的盘剥和欺压,它们需要启动专制机器,强征劳役和赋税,并制造出深刻的社会仇恨以及大批消灭自身的敌人。

    但花园的瑰丽形态欺骗了帝国领导人,他们以为权力可以制造一切奇迹,包括帝国的永生形态,但花园最终却成了标示帝国死亡的墓碑。在弃园逃命一年之后,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就在几百里外的避暑山庄吐血而死,成为这座超级花园的最高殉葬品。此后,守寡的王后叶赫那拉氏筹款再建颐和园,用以收集容貌英俊的男宠,并上演那些以她本人为主角的情色戏剧,而后者则更像是圆明园的低级版本,丧失了圆明园的复杂主体,却克隆了那些无限延展的回廊,重现着圆明园迷宫的特性。这个狂妄擅权的女人,重蹈其亡夫的覆辙,迷失在她自己的后院。

    圆明园再现了阿房宫的焚毁命运。它拥有大面积的优美水体,却在1860年和1900年被两度焚烧。这跟项羽律令和农民复仇无关,而主要是外国军队惩戒中国皇帝的后果。放火者身份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加入焚毁的行列,甚至有传言说,一个名叫龚橙的中国人引领英国军队进入花园,并亲手点燃了第一道烈焰。此外,大批中国人参与抢劫行动,从中瓜分那些精美的战利品,更有许多中国人卷入廉价的宝物收购运动,贩卖着那些从圆明园流散到民间的器物。此后几十年间,这些从圆明园流出的宝贝,一直是琉璃厂古董贩子的重要货源。在某种意义上,琉璃厂就是圆明园乳汁喂大的文化婴儿。

    这是比阿房宫更为嚣张的火焰,两次燃烧在紫禁城的西郊,俨然一曲反面的颂歌。火焰是优雅的,蔓延出无数灵巧的火舌,到处舔食着木质和石头的建筑,像花环一样缠绕在门框上,喊出花园死亡的噩耗。恭亲王奕忻在奏折里描述远眺大火时的反应:“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咸丰在奏折上批复说:“览奏,何胜愤怒!”皇帝和大臣的悲愤,交织在这版简洁的奏本里,犹如帝国的凄凉回声。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士大夫竟然怀有跟皇帝一样剧烈的伤痛。当时正在酒楼里豪饮的汉族儒生陈宝箴,目睹圆明园的冲天大火,声泪俱下,痛不欲生。

    我们已经看到,就在火焰叙写圆明园结局的同时,一种共同语法的政治叙事已经出现。尽管中国居民在焚毁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焚毁花园的罪责,还是全部被外推给了西方殖民者。他们是种族灾难的惟一制造者。从花园的废墟里,诞生了崭新的国族信念,它逾越满汉之间的深仇大恨,转型为一种全新的大中华国族主义,进而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核心价值。

    这就是废墟所提供的政治契机。在花园焚烧的现场,升起了仇恨的火炬,它不仅要照亮昔日繁华的花园,还要照亮民族创伤的记忆,并从这种自我照耀中获得孤立的信念。那些花园建筑的碎片——拱门、断垣、石柱、雕梁和台阶,像梦境一样浮现在20世纪教科书上,象征着旧帝国的伟大梦想。从来没有哪座花园像圆明园那样,承载了如此严峻的文化语义。它生前曾是皇帝私人享乐的喜剧,而在死后却转向了无尽的公共悲剧。它遗落的灰烬,比石头更加沉重。

作者:朱大可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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