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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子

2013-11-22 08:04:50 来源:南方周末 浏览:44
内容提要:2013年11月20日,“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合唱团在北京动物园附近酒吧排练,成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 

20131120日,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合唱团在北京动物园附近酒吧排练,成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11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

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

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

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11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

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文革结束后,陈小鲁等校友在北京八中的校庆活动中与老师握手。 (网络资料图/图)

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

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

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

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往回看”

多年来,作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职工,胡木英仍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

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如今,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则被视作了红二代的精神领袖。

20132月,联谊会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胡木英在会上的发言广为流传:我们不能沉湎在父辈光环里……在贪污腐败等社会毒瘤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不能!

据一些当事人回忆,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

胡木英今年72岁,她一直试图留存往日革命的荣耀——她组织聚会,拍纪录片,办红色画展,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多年前,胡木英常会到沿海的工厂去考察。厂房干净明亮,工人一月挣几百块,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上厕所却只能3分钟解决。下岗风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单位外告状,哭诉自己像毛巾一样被拧干的命运。

工人怎么没人管?这个曾在工厂里待了许多年、坚信工农联盟是基础的老人,愤怒地向领导提意见,得到的回答是:没法管

胡木英也去农村考察——她去了父辈住过的窑洞,门被铁锁锁着,村里都空了。回城后,她又专门跑去打工子弟小学,对孩子说:你们的父辈很了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箭重走长征路,穿越11个省110多个县,一路见闻也让老人惊讶:多少年过去,老区还是那么穷。

这让罗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我想为父辈还债

老人们还经常痛斥某地搞红色旅游:怎么拿革命来搞商业?一些将军后代则对抗日剧表示愤怒,全是胡编乱造!

腐败则是批评最激烈的部分。这些年,陈人康前往各地讲课,惊讶于地方政府大院里大楼耸立、豪车拥挤。有一次,他去某省讲课,被安排参观名胜,一路上警车护送,警笛轰鸣,他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些人会对周海滨发牢骚:我爸到底为谁牺牲了?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课堂上,陈人康试图通过讲述老一辈人的传统,来教育下面的党员干部

与陈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据江西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光华回忆,许多老同志上山时,箱子里三分之一装的都是药品。

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陈人康反复讲述着老一辈革命者的故事。他发觉有些学员听了父辈们的事迹掉眼泪。

但陈人康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不求管他一辈子,哪怕能管他一阵子也行。

陈人康和同伴们还开发了如《井冈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课程,研究如何运用井冈山斗争经验管理企业,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党支部;同时,授课团也接收香港、澳门的学员,还会特别安排父辈具有地下党工作经验的教师来授课。

为什么要上山讲课教育党员干部?陈人康最终这样总结: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变色。

他们都耳熟能详一段历史,那是在1957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步入少年时代,开始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毛主席风趣而慈祥地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在胡木英看来,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行动。解决方案呢?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与现实的区别正是他们的心结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辈羽翼下的过去呢?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个年代的完整面目却在随时间流逝而风化模糊。

网络编辑: 瓦特 责任编辑: 叶伟民 实习生 藏瑾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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