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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返城后常做噩梦 深夜喊“我不要回去”

2013-11-20 08:16:08 来源:解放牛网 浏览:51
内容提要:知青返乡记。采访之初,有同事提醒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是很难有深切感触的。

知青返乡记

采访之初,有同事提醒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是很难有深切感触的。

作为一个80后记者,我对那段过往所知甚少。只知道那个年代的苦、累、贫穷,却鲜少真正了解过他们内心的冲突、失落、迷茫和希望。这一代曾经的“青年”,如今基本都到了“六十而耳顺”之年,有的依旧活跃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已经退休,进行着关于生而为人,如何完成自我、寻求自我的思考。

查阅资料,1962年至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177648万人。上山下乡的形式主要是插队、插场和投亲回原籍三种。其中插队人数为128221万人,占72%之多。

文中这位知青所去的,是兴化市农村。当年那里安排了大批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

这位知青,是最最普通的人。插队的地方不偏远,经历也并不离奇。

他的经历肯定不能代表大多数——知青群体数量庞大,历经岁月变迁后命运更是千差万别。

但他在这次返乡中,流露出的质朴感悟和重新回望这段人生时的纠结、复杂,却依旧怀揣希望而不是绝望的心态,让我感受到,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或许是有共鸣的。

船逐渐靠岸了,人群熙熙攘攘起来。水塘、草垛,满目的荒凉和贫穷。

这景象好熟悉,苏试疑惑——这不是曾经插队的地方吗?莫不是又要下乡来战天斗地了?

后面有人催促他上岸。他叫道:

“不,我不要回去!”

被太太推醒,方知是一场梦。

黑暗里,苏试慢慢平复心情。重新躺下,却再难以入睡了。

这类似的梦,在近40年里,做过无数遍。不同的环境,却都被要下乡的恐惧心情惊醒。

40年了,他生活的城市南京,离插队的地方不过200多公里,但回乡看看的那一步却始终没有踏出——那并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1968年,1951年生的苏试在“上山下乡”开始之际,还是个在扬州中学念初二的学生,一下子从一个不知生活为何的状态,被置身于荒茫大地,身无所依,前探不清去路,后无可退之境。

最近他常在思考,到了今天这把年纪,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有时候觉得已经知足了,但有时候又有些不甘、懊悔;那段岁月中,有恐惧,有忧虑,有运气,但到底留下了什么烙印,却似乎总也说不清。

恰逢小长假,他叫上中学时的老同学,第一次,返乡看看。

下乡:此刻心情不比当年

4月,油菜花开得正旺。当路牌指向兴化,鱼米之乡的特点便显露出来。水塘连着水塘,村庄像是建在岛上。

苏试一路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渐渐熟悉的景象足以将他和当年的岁月连接在一起。“当年每次从家回到这里,都感到荒凉、恐惧。现在的乡村颜色不再如以前那么暗淡,麦子也都比从前绿了……”

路边不是从前的土坯房,一幢幢新式别墅,铺着琉璃瓦。路也不再是坑洼的土路,记忆无法指路,只能依靠导航。

现在下乡的心情与当年下乡的心情,实在不可比。

返乡前晚,他端坐书桌前一笔一画地写着单子,列出那些脑海深处的名字,“沙得胜,沙长霞,二扁头,大瘌子……”

又翻出一张40年前的照片。左边是自己,中间是大队长,旁边是谁名字却不记得了。“带着,到时给大队长看看还认不认得自己。”他自顾自地说。

太太一边在旁收拾,一边逗他:“你到时可不要激动得泪流满面哦!”

“嚯,我没那么感情丰富!”

1969年底,那个阴冷的下午,他心里真是翻江倒海的。“纠察队”为了不让家属影响知青出发,在离船很远的地方便拉了线。积极下乡的知青都在1968年便走了,真正此刻走的,都是已赖在家里好长一段时间,“被‘大扫帚’扫下乡的”。

苏试原先对下乡没什么概念。邻居提醒他:“像你这种人,到了下面是活不成的。”为啥?一天挑好几方土,挑不了,就没饭吃。你能行?

林林总总的信息都让他感到恐惧。1969年,市里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天天去动员还没有下乡的青年。

他曾给来动员的老师表达过想上学的意愿,但没办法。时代的浪潮下,谁都身不由己。

回望岸上亲人,苏试的泪只能往肚子里咽。“当时说的是一辈子扎根农村,就感觉与扬州这座城永别了。”

那种心情,他后来屡次在梦境中也体味,醒来一身冷汗。

变化:村里只剩老人和孩子

村庄依旧难寻。乡间土路太窄,无法开车,只得下车问路。苏试还能用当年学的半调子的方言和当地人对答。

回到这里,还是以前熟悉的猪圈、羊圈的味道;三轮车是村与村之间常用的交通工具,人们或坐或蹲在后厢。

不一样的是,河水变脏了,随处可见生活垃圾,再不似从前清澈见底;儿童嬉闹,传入耳边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村庄里各家的门都大敞着。苏试走进一家杂货铺。几位五六十岁的男人围坐在四方桌前,专心打牌。扎着各色头巾的妇女们坐在一起闲聊。

“找哪家?”有人问。

“魏春莲。”苏试顺口报了曾经的队长名字。

“你是哪里来的啊?”一旁的妇女很好奇。

“以前在这里插队。”苏试又反问,“你是谁呀?叫什么名呢?”

“啊,是小苏吧?”“是小苏!”陆续有人抬头,认出苏试来。

“我是沙长霞老婆啊。”那妇女自报家门。

“我记得,”苏试笑说,“你以前挺胖的,现在怎么瘦了啊?”

“老了哎!”众人都笑。

这时,一位老人一瘸一拐地从村东头快步走来,身影单薄。

苏试定神分辨,认出老人是老队长魏春莲。原来是有人去叫了老队长来。

四只手紧紧攥在一起。老队长的眼睛红了,避开众人擦眼角。苏试赶紧转过头去,只觉得“喉咙发紧”。

苏试给众人看老照片,却无人认出当年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村民说,他早些年便已离世。

周广年是苏试当年在村里一起干活的同伴,苏试说他当年“鬼点子”最多。现在已脱去当年的机灵劲儿。抽烟,一根接一根,牙被熏得黑黄,手上满是老茧。

40年未见,两人仍能勾肩搭背,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有一句没一句地问问近况。

在一群乡亲的簇拥下,苏试把村子走了一个遍,却不见一位青年人。“娃娃现在都在城里买房了,在城里发展了,没人回来。”有人说。

如今,村里几乎只有老人和孩子,房屋“过剩”。周广年刚把家里的三间房卖了两万元。他的儿子去了镇上工作,要在镇上买房。两年前镇上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十几万元,现在升值到30多万元了。也有人嫌老房子不好,重建新屋。言语间,苏试走过一间刚建成的二层楼房,房屋做了外墙瓷砖贴面,琉璃瓦屋顶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苏试还找到了当年知青宿舍的所在地。往日的苦不堪言,却是如今的笑谈:

当年苏试住的知青宿舍没门没窗,门前还有口棺材浮厝。与苏试同去的知青不肯凑合着住,苏试便独自一人住。

夏日某天夜里,苏试被滚滚的雷声惊醒,屋外大雨倾盆。床前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苏试一骨碌坐起,一个闪电下,才看见不知谁家的猪睡在床前。

找一根细竹棍抽下去,肥猪惨叫着跑了。为防止猪再来,又起身用扫帚横在门口,电一闪,却猛见屋外好像有一人披头散发、张牙舞爪迎面扑来。

虽然平常不信鬼,但猛一见这景象,苏试还是有点惊慌。硬着头皮,到枕头旁摸眼镜,拿到电筒一按,定睛一看,不禁也吓了一跳,原来是棺材旁边一棵一人多高的树被雷暴雨刮得东倒西歪,闪电下着实恐怖。

第二天一早,就找来一把菜刀,把树拦腰砍倒。

那段时光,是有烙印的。现在苏试依然穿着简朴;吃饭“没剩过、掉过一粒米饭”;还有个被太太唠叨的“坏习惯”——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开窗,大冷天也照样。

尽管对插队的地方并无好感,苏试在离开后的40年里仍常常默默祈祷,希望当年的村民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如今,坐在队长家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现状。

“种田都机械化了,不是农忙的时候,都没啥事做”;

“参与‘新农合’了,大病能报85%”;

“燃料的品种多了,煤气、煤、草都能用来烧,但煤气贵,一罐要80多元”;

“年收入大概在7000多元,一个月补贴70元,够用了,”说这话的老伯笑呵呵,衣服上破着洞,“平时没什么地方用钱。”

回忆:绝望中的希望

一屋子人陪着苏试回忆往事。

老队长现在还记得,苏试当年的口头禅——“怎么办,怎么办?”在同村几位知青中,他觉得苏试最有忧患意识。

苏试解释:“当年的恐惧,不是物质上有多穷,而是思想上的恐惧。扎根农村?我根本不能胜任那个工作。”

苏试个子高,体力却不行。一天规定的工分是七分八,苏试只能做三分,再乘上工分单价35分,一天只能挣1毛多钱。一毛钱什么概念?当时只能买两个鸡蛋或三两烧饼。

第一年有国家的补贴,每月给最低生活保障费7元,不觉得有危机感。

第二年就要靠第一年的劳动工分换粮食了。但苏试此前的工分根本不够。只好向大队预支,“寅吃卯粮”。那时候知青普遍欠大队粮食,偷鸡摸狗的事也没少做。

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这不是个出路。大队随时可以不借给我粮食,当农民,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村支书看他常皱眉喃喃自语,就对瘦弱的苏试说:“别着急,以后和公社想想办法去当代课教师吧。”

苏试从小不是刻苦用功的类型。但当逐渐静下心来,他意识到,做代课老师或许是一条出路。如果通过自学达到66届高中文化水平,就可能当上民办代课教师,就能够“就业、养活自己”了。

但是困难重重——白天,要上工挣工分,要树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形象。晚上没有电灯,到抽水的船上搞点废柴油做个小灯,却亮度太低。苏试本就近视,往往是眼睛、书本和小灯越靠越近,“嘶啦”一声——额前的头发被燎去,第二天的鼻涕里也是黑灰。

房子的冬天是室内外一样冷,结一样厚的冰;夏天若是下雨,则除去四面不靠的床铺上面的屋顶不漏雨水,其余地方都下雨。饥饿寒冷和酷热蚊虫使人难以专心看书,但最烦心的还是,不能公开看文化书籍,怎么办?把《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封面拆下来做成书籍外壳;演算题目的纸张及时送进灶膛,好不容易做出的难题直接就记在书上。

那段时光,是苏试最为自律、刻苦的时光。看各种能够看到的书:繁体字、线装本、脂砚斋评《红楼梦》……农民没有在破四旧时烧掉的书几乎被他看完。“说来也怪,上大学后看的书记不得什么,倒是插队时读的书一直在肚子里。”

苏试没想到,自己走着走着,拐了个弯,“太阳”出来了——从1972年开始,一些知青被招工回了城,也有一些知青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跨进了大学门。

1972年下半年,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可以离开了。在他之前一个有背景的知青参军后,他就觉得下一年推荐回城上学的机会应该到自己头上了。

僧多粥少,各个大队都推荐,一共只有4个名额。

“只要有了这个名额,我一定能考上。”于是他总往公社跑,期盼社里能给提名。

苏试说他至今不会忘了19737月那天的下午。

心情莫名惶恐、烦躁,于是,睡了下乡以来的第一个午觉。

睡醒后正提水桶出门,隔壁村庄一个中学生送来一纸通知:“苏式(错别字),到公社来拿表。”

苏试立刻意识到,他日思夜想的“提名”来了!

扔下水桶,撒腿就往公社跑,跑了几步,发现门没锁,赶紧返回锁了再走。

半路上,天瞬间黑了。电闪雷鸣,雨哗哗地就下了。河边的大圩上只有一排低矮的桑树。风又大。苏试想想不能跑了。把衣服脱下,抱在怀里,弓背钻进树丛中,只为衣服里包着的那张通知挡雨。

不久便雨过天晴。苏试浑身湿透,所幸衣服里的通知没有湿。

7里外的公社很快跑到。填完表,对方只说了一句:“好啦,这下你好准备走了。”苏试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深长。

后来的考试对苏试来说太容易。“我是有备而去。若没准备,一下子去考的,肯定不会。”他记得当时考了全电路欧姆定律、指数方程、对数方程等等,难住很多人。

第二天,加试口试英语。会场上就吵起来了。被抽到口试的人就说明有希望,没有抽到的就希望渺茫。有农民站起来说:“今年高考不对,以分数取不对,知识青年在农村都不好好劳动!”

场面混乱起来,考得不好的也附和着叫嚣,考得好的想辩解,又不知从何辩起。

苏试心里也慌了——如果让这种想法占了上风,万一考试又被推倒重来怎么办?

赶紧站起来反驳道:“刚刚这位农民阶级兄弟说得有道理,确实有些人在乡下既不好好干活、又不好好学习。但是我们要记得,斯大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如果不去认真学习,就不可能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旁边鼓掌、起哄的都有。那位农民也没了声音。

人怕出名猪怕壮。在那次辩论后,很快出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被录取的知青全部要再经过审查。苏试极其担心:“就怕有人告状。”所幸顺利通过审查,如愿进入南大。

回味:岁月,都过去了

没有人可以选择时代。苏试自叹:“世间之事,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总是困难多多。”

时代带来的不公,落到一代人身上,却又显现出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苏试不信“命”,却依旧把人生的转折归于“运气”。

苏试说,如果不是在大队竞争者少,如果不是自己此前想走代课老师的路而早做了准备,或许,他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也不可能在1973年就返城离开……他忘不了他走的那天,邻村的知青在岸边目送他离开时那种哀怨、羡慕的眼神。

他同年考试的一位同学“运气不佳”。考分挺高,但有人揭发说他在乡下不干活,从原本录取的中国科技大学,改录为地方上一所师范院校。

而没有获得考试机会的人,则尽力寻找其他门路。有的忙着“转点”,选一个离家近、好一点的生产队,好早日跳出农门;返城的时候,靠“假离婚”得到指标的也有;当然,也有人就从此没有回城,真的“扎根农村”了。

除了“运气”,当然还有个人的努力。苏试承认,他当年的努力,正是在特定环境下,由强烈的危机感所激发的最原始动力。“我本来不爱学习,就是那时被逼出来的。”

而后来的40年,苏试没有什么大的跌宕起伏。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一家工厂工作直至退休,“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业绩,但也没有可以通过努力而未努力留下的工作缺憾”。

他常常会“回过头来看当年”——觉得“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

他有时会忍不住和曾经的同学比较:有的当年拼尽全力出国,现在是某领域的研究学者;有的借高考恢复的机会考上大学,做了三甲医院的医生;有的熬到返城,找了个普普通通的工作……

但成就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最大地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想了想,又说。

人生并不是只有一次转折,为什么觉得之后的生活过于平淡,苏试还是归咎于自己。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时代的因素是有的,但除去客观因素,自己的主观意志消沉、不够坚强,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随波逐流,跟着混日子,是应该反省、自己负责任的。”

那个时代,到底带给了那代人什么?

有些人说,是一种“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品质。这些品质像烙印一样刻在这一代人的肩上,流淌在这一代人的血液里,使得他们在各类的岗位上发挥着坚韧不拔的作用。

但还有人说,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真实存在的感受。更多的人没有成为大人物。他们有的被时代继续推动,踉跄前行,逐渐适应了发展;也有的永远地落伍,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那种“只有经历过才明白”的感受,将这一代人的心绪凝结,互相慰藉。

回去的路上,油菜花的海洋绵延路旁,隔离带上,火红色的海棠争相怒放。“真是人在画中游!”苏试说。

笑容,一直在他的脸上。

是那些汹涌的情感得到了安放吗?他没有说,只说“和当年比,我还是很幸福的,有吃有穿,还很自由”。(文中苏试为化名) 

本文来源:解放牛网,作者:王潇,原题:《解放特稿:知青返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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