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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2013-11-12 14:34:31 来源:腾讯历史 浏览:56
内容提要: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

 

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康熙皇帝画像。

 

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废除中医,也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

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

需警惕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认同,内心实则未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7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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