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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笔杆子”杨幸之二三事

2013-10-11 15:29:05 来源:南方都市报 浏览:92
内容提要:杨幸之是湖南平江人,抗战时任第六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因车祸去世,抗战胜利后被薛岳批准入葬南岳忠烈祠墓地。

  关于杨幸之,长期以来我们所知甚少。他不仅是一位国民党部队中的笔杆子,也是1930年代活跃于上海等地的一位学者、编辑。他除了著有《换在灰衣》、《日本研究》等,还参与了一些著名报刊的编辑,如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其间因妻子病逝,遂由杨幸之代理编辑(雪华为名),而杨亦在该刊写有《鲁迅拿事实来》、《Hello Shaw(Shaw即萧伯纳)等,他还在《无轨列车》等撰有文章。

  大讨论中的左转

  19338月,上海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并发行了一份《时事类编》的刊物,先后出至5101(旬刊),成为抗战之前了解时局,特别是了解敌方日本的重要刊物。《时事类编》在内容上主要是记载国际时事,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分析论证日本将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随后到了193777日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分析和论证得到了应验。先后参与该刊编辑和供稿的,有张仲实、宋斐如、侯外庐、梅汝璈、沈兹九、杨幸之等(他还是《时事类编》负责人陈彬龢的秘书),当时胡风也因杨幸之的友人、左联成员韩起的介绍,在这一机构从事编译的工作(后因韩侍桁告密辞去),当然,到了后来胡风案时,这一段经历成了胡风的重大罪行了。

  却说作为学者,当年杨幸之还参与了在上海进行的理论界大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等,当时杨幸之曾在《申报月刊》刊发《论中国现代化》等,他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与残余封建势力两重恶势力便是束缚中华民族使其不能前进的桎梏,而且此两重恶势力实际上已结成为一金字塔,最显明的事实是帝国主义者以军阀为爪牙,而军阀又倚帝国主义者为靠山,交相依庇,狼狈为恶。此一金字塔如不推翻,中国民族将永远落后,永远无法前进,其前途将更黝黑如漆,不堪设想。对此,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南京国民党文职干部的思想,而杨在文章中提及的所谓军阀,是指当时正与南京政府以割据抗衡的桂系、粤系势力。此外,关于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他的意见是不但要改进生产,即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更要改善分配,即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那么,如何来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呢?他说: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这大概又会是让我们惊讶的思想了,然而它却典型地反映了彼时在世界和中国发生的思潮的变化———资本主义危机下的左转,一个参与剿共的国民党军官居然在话语上与赤区共匪有了相同性,这是多么的奇妙。

  对毛泽东的欣赏

  也许是因此,此前杨幸之笔下的共匪就截然不同于一般剿共者的妖魔化,即以刘统先生看到的1936年《逸经》上的那篇介绍苏区朱毛红军的文章而论吧,杨曾先后撰写发表了《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赤匪首领李德、博古逆迹记》等。《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刊《逸经》第11期。193685日出刊)称毛泽东,是极为罕见的笔法,其谓:

  毛在求学时代,即薄视死板之功课。其于报章杂志中观察活社会并吸收新知,于国学则根柢颇深。其个性风流潇洒,翩翩然有儒者风度,待人尤和蔼,不如博古、周恩来等之故意矜持,不轻易假人颜色,但临事则深思远虑,丝毫不苟,且沉着而有决断,每遇重大战争,辄彻昼彻夜工作不辍,攻漳州时,凡三昼夜不眠。平居爱读《红楼梦》、《水浒》、《太平天国史》、《石达开诗钞》诸书,极钦崇石达开,其人生观受石之影响最深,而其卓荦磊傥为一典型之中国式之英雄,则亦与石颇相类似,在一、二、三次围剿中,赤区之政治军事,实由彼一人擘划……赤军骁将如彭德怀、林彪等对彼尤钦崇备至……”

  显然是以欣赏的眼光道之的。这又无疑是他在福建等地剿共时,或亲历,或亲闻,遂有此见识。当然,杨幸之也从剿共的经历中,发现了许多赤区的问题,如他还撰写有《宁都暴动与所谓季、黄反革命案(1931年底,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后被改编为红1方面军第5军团。长征初,起义首领的季振同、黄宗岳被错杀”);至于福建政府,他也在《人民周报》等撰写发表有《辟复古的计口授田制》、《由言论到行动》等,表达了他的看法。

  录寄瞿秋白临终遗言

  由杨幸之及其文章,不由又想到《逸经》这一刊物。

  《逸经》是半月刊,1936年在上海创刊,主事者为简又文、谢兴尧、陆丹林等,其名来自汉六经皆置博士,其出自屋壁,传于民间,不在博士所习者,皆谓之逸。意思是不求正统的传闻小道;而其内容则是对史料的发现、整理,以及系统的记载与考据,以及写真和传记;至于体裁,则小说、诗歌、文论、记实、特写、游记、小品等,可谓琳琅满目。《逸经》能成为民国名刊之一,还在于作者的资深,如其时北方的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国桢等,南方的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胡怀琛、冯自由、谢冰莹等,皆言谈渊蒌之属;而以笔名著称的,则是五知的谢兴尧、刚主的谢国桢、璧树的冯玉祥、味橄者的钱歌川、老向的王向宸、大厂居士的易孺、自在为的陆丹林、廖频庵的廖平子、尊颖的张西曼,等等,而柳云则是杨幸之了。

  《逸经》的写真中,后来也被人看重的,是19377月第33期、第34期以连载形式发表的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配以全身军服的毛泽东像和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作者幽谷,后经人考证,是董健吾,其当时的身分是上海圣教会牧师,如今被人熟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出色战士了。当年斯诺秘密进入陕北采访,就是由董健吾安排的。董健吾由于看到了由毛泽东倡议并组织编写的《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遂次之改编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并交《逸经》发表。为了能够通过当局的新闻检查,幽谷还在序言中故弄虚幻地说:余作是篇,因限于篇幅,不能详尽,惟举其荦荦大端,以存中国民族近代史迹一页耳。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谅吾友不以余之执中从略而相责也。读者欲知其详,将来自可求之于双方之专书。今得之于本篇者,仅其概要而已。据说,这一文献是后方报道红军长征的最早的文字了。

  此外,《逸经》还是最早发表瞿秋白临终遗文《多余的话》的园地;而瞿秋白狱中的文稿,又来自于杨幸之的录寄”(又加有引言,署名则为雪华”),由此大概可以让人相信,他是参与瞿案的人员,或许,上述《赤匪首领朱毛逆迹记》等,可能也是来自于瞿的材料,假如杨得以长寿,留下一些回忆,那一定是更加夺人眼球的了。

  其初,杨幸之将《多余的话》投寄上海《宇宙风》发表,陶亢德竟不敢刊用。简又文闻之,遂得让其在《逸经》刊出,这是《逸经》的魄力。笔者最早看到《多余的话》,是在文革时的《讨瞿战报》上,而由杨幸之提供的这一版本,据另一位亲睹过《多余的话》文稿的赵庸夫说:《逸经》已为之全部发表,与我当时在汀州所抄录者相比较,可以说是些微错讹都没有。如今也证明是并未篡修的。

  《多余的话》由当年的《逸经》刊出之后,议论蜂起,最后竟掀起滔天大浪———直到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瞿秋白传》,书后附有《多余的话》全文。因为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被说成是自首叛变。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八宝山公墓里的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而对于瞿秋白牺牲前为何写此文,迄今也是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谓作者的自哀,乃至求生。当年的杨幸之则谓: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以杨的阅历,可谓是知之者也,惜乎不见其回忆。(作者: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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