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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鲁迅抬棺人的凄惨命运

2011-07-24 13:51:43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113
内容提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1956
年,上海,鲁迅遗体迁葬仪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一共出了八本研究鲁迅的书,最新出版的是《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早在大学三年级做学年论文和四年级做毕业论文时,吴中杰研究的选题都是鲁迅的作品。毕业之后,吴中杰与爱人高云一起,将那两篇文章扩写成他们的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文革中,吴中杰可谓命运坎坷,成为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在挨批斗中,却对鲁迅著作有了新的体会。文革之后,他首先做了上下两本《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于是接着又评点了鲁迅的书信、小说和诗歌散文。《鲁迅的艺术世界》是由过去的《论鲁迅的小说创作》、《论鲁迅的杂文创作》和《鲁迅文艺思想论稿》三本书修订而成,《鲁迅画传》则是由《鲁迅传略》改编而成。吴中杰在此基础上写出《鲁迅传》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有独特的切入点,抬棺人一说尤其引人注目。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雪峰作为描写对象。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都并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


  吴中杰在《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前言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扯出了一个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话题。这对《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颇具启示意义,吴中杰说: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决定,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理念,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1957年,雪峰、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绀弩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林彪、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文革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文革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许广平对雪峰有一种信任感


  时代周报:你在接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自己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


  吴中杰:我与许广平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60年暑假,我与两个毕业班学生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首先当然要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谈话也很坦率。谈到鲁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情,她说详情并不了解,有些重要的谈话,她也不在场。她建议我们去访问雪峰,说当时还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只有他最了解情况。可以听得出来,她对雪峰有一种信任感,与反右运动批判大会上对雪峰的斥责,完全是两种语气。这反映出许广平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要紧跟形势、紧跟领导,表现出革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而且还要维护鲁迅的形象,不让别人加以损伤。


  时代周报:你接触过鲁迅的学生吗?他们如何向你回忆鲁迅?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文革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雪峰、黄源、唐弢等,还有在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记录,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写出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有交谈过。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吴中杰:我的《鲁迅传》,是在细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相应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某些流行观念,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一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一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买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雪峰、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作《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也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


  时代周报: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中杰雪峰与周扬的矛盾,有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文艺路线上的分歧。冯雪峰走的是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强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反对按照政策来写作品,因为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扬则强调文艺服从政治,提倡文艺写政策,只从政策的角度来要求文艺作品。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当时的形势下,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这样一来,文艺也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狭。


  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落马了。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17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吴中杰1949年以后,巴金一面想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点文艺的特色,想反映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样,他就进行了苦苦的挣扎,结果还是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不断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终于省悟了,在思想上摆脱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讲真话的口号。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早就提出过的,但后来在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没了。巴金在文革以后重新提出这个口号来,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绝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吴中杰: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多的还是随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鲁迅所倡导的独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这就是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来源: 《时代周报》第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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