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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客气双手递烟

2013-05-14 08:50:48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63
内容提要:九旬老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客气双手递烟
她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
  她的家族称得上是名门。父亲任芝铭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二姐嫁给了著名革命党人孙炳文,三姐嫁给了大哲学家冯友兰,外甥女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外甥女宗璞是当代著名作家。

九旬老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人客气双手递烟

她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

  她的家族称得上是名门。父亲任芝铭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二姐嫁给了著名革命党人孙炳文,三姐嫁给了大哲学家冯友兰,外甥女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外甥女宗璞是当代著名作家。

  她的私人记忆成了一部家族编年史。

  这部回忆录既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私人生活的真实面目和起落沉浮,也见证了中国在过去近百年间的历史和命运。

  就是这样一位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目前精神状态很好,回忆录《我这九十年》刚刚出版,也成了本报“最后的文化贵族”首期采访对象。

  父亲是“清末举人”

  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

  华商晨报:在九十岁出版回忆录,是种什么心情?

  任均:从年轻到现在,我的经历比较平淡,但有一些难忘的事情,一直想写下来。我的老伴王一达在世时,就想跟我一起写。现在,孩子们帮助我,帮我写,给我提建议,亲友们也支持我,写成了一本书,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这不容易。

  华商晨报:在回忆录中,你开篇写的就是你的父亲任芝铭,父亲对你的人生影响大吗?

  任均:从小父亲就给我很多教育,我上小学前父亲要求我背的诗,我到现在还可以背下来。父亲七十岁时,亲自送我去延安,一路非常辛苦。他叫我要能吃苦,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到延安去这件事,决定了我的一生。

  华商晨报:1903年,你的父亲中举成了“清末举人”,当时给你们的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任均:过去有个词儿叫“改换门庭”,就是说像我父亲中举这种情况。这等于是改变了门第出身,提高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原来贫困,比较受歧视,红白喜事没有好衣服穿,人家都不愿意叫上。中举后就受人尊敬了,经济情况也越来越好。我出生后,家里比较宽裕了,不像我二姐小时候那么苦。所以后来在延安,二姐笑着说,她小时候是无产阶级,我小时候是资产阶级。中举后,即使还穷,社会上对举人也尊重,因为你有文化。那时候,很尊重有文化的人,比举人低的秀才,见了县官已经不用下跪了。

  华商晨报:你父亲是否给你讲过他中举时的样子?

  任均:父亲自己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中举时的情况,他不爱讲那些事。我是后来听母亲和姐姐们讲过。但我知道家里有清朝政府发给举人的东西,有衣服、帽子、银戥子等等。

  华商晨报:你父亲成了举人,后来他怎么又反清了呢?

  任均:父亲成了举人后,有了社会地位,生活也富裕起来了。但他关注民生,热爱国家,不是光想着那点儿钱。他看见清朝积贫积弱,没落****,就思考,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人能挺直腰杆。他受梁启超的影响,接受启蒙思想,认为是制度腐朽造成国家落后挨打。还受孙中山影响,加入同盟会,参加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斗争。

  华商晨报:后来,你的父亲又反袁反蒋,父亲在你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

  任均:袁世凯复辟帝制,蒋介石****独裁,这跟父亲的民主共和理想不一样,所以父亲会反对他们。他曾经和辛亥烈士阎子固一起,组织武装,起兵反袁。失败后,阎子固被杀,我父亲第二次逃亡。父亲是老同盟会员转为国民党员,直到北伐开始,他都对国民党的革命性充满信心。但是蒋介石突然杀******人,我父亲觉得那种做法不光明磊落。我看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我也觉得他很传奇,做了那么多事情。

  华商晨报:1909年,你的父亲逃到了辽宁昌图,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任均:父亲因为劫救革命党人被通缉,在河南藏身不够安全,转到了辽宁昌图。那时候昌图是“府”,北洋在那儿有驻军,陆军第三镇第五协司令部在那儿。父亲进入袁世凯的亲信唐天喜家当私塾教师,后来又在第五协的头头卢永祥家教书。那时候他是逃亡在外,孤独一人,心情并不好。辛亥革命一爆发,他马上进关投身革命去了。

孙炳文为梁漱溟起笔名

  没见三姐夫冯友兰发过脾气

  华商晨报:在你们的家族中,孙炳文是个大名人,作为妻妹,他在你眼里有着怎样的一面?

  任均:孙炳文学识非常高,诗写得好。我对二姐夫孙炳文印象不深,因为我还很小,他就被蒋介石杀害了。我只记得我小时候,父亲让我管二姐夫叫“浚明兄”。还记得二姐跟我说过,以前在四川时,她一次睡午觉醒来,手腕子上多了个金镯子,是孙炳文买来悄悄给她戴上的。孙炳文从四川去北京,先要到河南老家去看我父母。我家被土匪抢劫后,他又寄钱给我父母。他住在北京时,我三姐夫冯友兰从开封去北京办事儿,也住他家,他还写书法送给冯友兰。孙炳文牺牲后,冯友兰曾经帮助我二姐任锐和她女儿孙维世。

  华商晨报:你的三姐夫冯友兰为人如何?

  任均:冯友兰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平时话不多,别人说话时,他总认真听,喜欢听,没听清的还问,他好像总在想问题。我觉得他心态平和,没见他为什么事着过急,没见他发过脾气。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出国工作时,我三姐和他帮我管孩子,我的几个孩子在他家住好几年。

  华商晨报:孙炳文和朱德是金兰之交,你还记得他们之间的一些交往吗?

  任均:孙炳文和朱德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我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他们的交往,是后来知道了一些。孙炳文曾和朱德一起在旧军队做事,一起去欧洲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是他们俩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后来又和周恩来一起在黄埔军校做事。他们三个人,友谊很深,很讲义气。所以在孙炳文牺牲后,朱德培养孙炳文的儿子,周恩来收养孙炳文的女儿。

  华商晨报:听说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笔名“漱溟”这个名字还是孙炳文起的。

  任均:那是民国初年的事。当时孙炳文办同盟会的《民国报》,当总编辑,梁漱溟也投身民国革命,在那儿工作。孙炳文是个文人,一次给梁漱溟题写扇面时,给他起了这个笔名。梁漱溟觉得好,就把这名字用了一辈子。梁漱溟先生自己写文章谈到过这件事。

  毛主席请吃大米饭

  冼星海劝参加《黄河大合唱》的排练

  华商晨报:在“三一八惨案”中,据说你二姐也在****的队伍中。

  任均:1926年“三一八惨案”那天,我二姐任锐确实在游行队伍里。她当时怀着身孕,****时人多乱挤乱踩,她也被打倒了。那天游行是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等国家的无理要求。二姐跟我说过,她被打倒在地时,听见旁边一个拉黄包车的老百姓嘲笑说,日本人没打倒,自己先被打倒了。二姐听了老百姓这话,心里很难受。

  华商晨报: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请过你们唱京剧的吃饭,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任均: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事情了。毛主席喜欢京剧,特别爱看,延安第一次演出京剧《法门寺》时,他连看四遍。可能他是想鼓励搞京剧,就请主要是延安鲁艺平剧团的京剧骨干去他家做客。那时候还没成立延安平剧院。他让江青找于陆琳,于陆琳又找到我们,去了阿甲、王一达等十来个同志。毛主席对人客气,双手递烟,历史、艺术、京剧,什么都聊,还请我们吃大米饭。大米饭在延安是很少见的东西,我印象很深。那次我们在毛主席那儿做客,从上午到下午,得有六七个钟头吧。

  华商晨报:在延安你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排练。

  任均:冼星海同志在延安鲁艺写出《黄河大合唱》后,马上就组织排练,但是需要人多,他们音乐系的人不够。他就动员鲁艺各个系的同学都参加,戏剧系的,音乐系的,美术系的,他都挨个动员。那时候我自己觉得唱不好,不好意思去。他来我们窑洞动员时,我说我唱不好。他就给讲道理,说人多一起唱,才能唱出气势,才能鼓舞民族的抗日斗志。大家都被他说服了,就一起参加《黄河大合唱》排练去了。

  华商晨报:看你的回忆录,当年在延安鲁艺时的日子很苦。

任均:延安的自然条件比较差,那时候又加上国民党封锁,生活很苦,缺吃少穿的。窑洞里住得挤时,上个厕所,回去就挤不进去,没地方睡了。吃得差时,我们就想馒头,觉得白面馒头真好吃啊。

作者:杨东城

来源:华商响网-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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