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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回忆录的文化追求

2013-03-14 08:22:28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45
内容提要:承蒙南翔教授安排,今天有机会与深圳的朋友交流,非常荣幸。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两种回忆录的心得。一种是我编的书,去年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背影书系》,一共四本,分别是《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风雨同窗》。一种是我写的书,今年10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蒙南翔教授安排,今天有机会与深圳的朋友交流,非常荣幸。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两种回忆录的心得。一种是我编的书,去年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背影书系》,一共四本,分别是《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风雨同窗》。一种是我写的书,今年10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博客、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先说我编的这套《背影书系》。前年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体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领域。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人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子女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是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教授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了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辅成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了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还有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死时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首发,增添了份量。
  其二是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80多岁。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是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被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给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还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了。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是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们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们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沟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夕参加革命,解放初是《人民日报》记者。抗美援朝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的丈夫是空军飞行员,她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金凤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但这个事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女士,和他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还活着,但她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1989年,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死得太早,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给抓了,判了很长的徒刑,他住了十年监狱。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的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跟他父亲很熟。在我印象中,他的父亲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父亲搁在民主党派里。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他的父亲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他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后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

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是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抒写真人真事的散文。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这套书里关注的一些作者,比如章诒和、野夫、徐晓、吴迪、赵越胜等,我认为他们代表了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他们的散文,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
  下面再讲一讲我自己的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我今年61岁。一生的经历可以分为三段。少时在北京读书。后来到山西插队、工作。90年代再回北京。这种经历,使我对北京和外省的差别有比较深的感受。回想在山西大学念书的时候,江地教授介绍他治学的经验是黄花鱼溜边,找一个别人不关注的空白而有所开拓。他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教师里,算是学术成就很高的了,别人影响多不如他。系里还有一位阎宗临教授,我入学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阎守诚曾经和我同事。后来阎守诚将他父亲的史学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欧洲史和中西交通史达到一流水准,因为热爱家乡,谢绝北京、广州一些名牌大学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任教。饶宗颐在序言中说他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在山西的学术部门供职,领导人总是强调,挣山西的钱,就要为地方服务。在这种导向支配下,学术往往成为地方利益的敲门砖,自然难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识界人士谈问题开口就是中国如何,世界如何。周围想大事的人多,无形中就起到一种拓展思维的鞭策作用。唐达成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说,可惜发在地方刊物上,没有影响。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面读到一段话,印象很深:历史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对薄弱的政治条件,进行历史的深思,积累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闪现。的确,鲁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时代来到北京,而是留在绍兴,他们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我在山西工作生活的体会是,身处外省,要想把握全国的思想文化脉搏,难度比较大。很容易被地域的天花板限制住。想做一些高端的事情比较难。后来我从单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户口转回北京定居。感觉取法乎上的机会比较多。
  在北京,我参与的第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是推动顾准研究。顾准这个名字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但真正引起注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以后。当时,从香港刊物上读到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眼睛一亮。大约19952月,我路过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门口有《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于是赶快买了一册。读过之后,便把当时的想法写入《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一文。两月后在《读书》上刊出。不久,和《中华读书报》家园版的编辑萧夏林谈起顾准,他又约我写一篇短文《愧对顾准》。接着,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顾准文集》讨论会。转眼到了1996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先生下榻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听说留有一些日记,不知情况怎样?陈敏之先生告诉我,顾准留下的日记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与读者见面。当然,做成这件事也不容易,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受到追究,形成了寒蝉效应,一些出版社不是不想出,而怕挨整。我了好几家都不成功。最后经周实介绍,我认识了报告文学家谭合成,他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拍板,给这本书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顾准日记》的出版后,我又和陈敏之先生合作,编成《顾准寻思录》。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投资人董怀明的支持下,推向了社会。
  以后,我牵线搭桥,促成了陈敏之与顾准的儿子高粱合作,编成《顾准文存》四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样,顾准留下的文献,基本就都出土了。顾准研究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这件事使我得到北京知识界一些朋友的认可。这也给了我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做事机会。
  1998年夏天,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徐晓和我商量选题,我建议整理出版遇罗克的遗著,她十分认同,并邀请徐友渔合作。我们三人不到一个月就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出来了。徐晓原计划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社领导提出要送审,于是,又转到中国文联出版社。
  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一直设法与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联系,找了许多线索都中断了。直到开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问到我的电话。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遇罗文相识以后,我感到他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年龄比我稍长。他和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全家的命运。遇罗文接受了建议。他从1999年初动笔,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我家》,朴素而意味深长。遇罗文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是一群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但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政权所不容而夭折。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坐标。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经编辑郭沂纹的努力,2002年这本书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想推动另外两位思想烈士的遗著在大陆出版,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我和金凤合编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只好拿到海外问世。
  在参与出书的过程,我有一个体会,同样是出书,有的书影响只在专业领域以内,有的影响到专业以外,超越了学科、行业,地域的限制,可以公共领域,会对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影响。对于这种有公共影响的选题,应当特别关注。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黄万里。他的专业是水利。但他在中国,又是工程技术领域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性人物。50年代三门峡水库上马,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不久被打成右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工程是50年代工程建设的最大败笔,后遗症到今天也没有消除。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和我商量选题。我说在网上看到戴晴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冯克力提议和黄万里联系,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经李锐老帮助,我们得到黄老电话。和黄老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当时赵诚正好在我旁边,愿与我们同行,于是一起来到清华大学黄万里家。黄老当时已经89岁,精神很好。稍事寒暄,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黄老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写成《但教莫绝广陵散》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黄老本人也颇为满意。当时,我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征求了黄老的意见。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826日与世长辞。冯克力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提议请赵诚撰写。赵诚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赵诚十分慎重,用两年多时间,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使传记的内容更加丰满。
  书写成了,出版并不顺利。山东画报出版社和他签了合同,领导不敢履约。又找了几家出版社,也不敢拍板。20044月,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办文化公司,问我有什么选题。我介绍了赵诚这部稿子。正好先生对黄万里的价值十分清楚,欣然接受了赵诚的书稿,经过精心打磨设计,20047月,此书以《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为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一个是王芸生。他是民国时代《大公报》的总编辑。是新闻自由,独立办报的象征性人物。我认识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竟是有过大阅历的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退休后如鲛龙归海,很快发表了很多重评《大公报》的文章。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2000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找我策划《学灯文丛》。我建议将王芝琛的文章结集成书列入。王芝琛很高兴。2001926日,是王芸生百年诞辰。2002617日,是《大公报》百年纪念。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文集问世之后,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香港《大公报》举行了隆重的百年庆祝,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泼在《大公报》身上的污水荡涤一清。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重新得到学术界、思想界和新闻界高度评价。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沈阳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是王芝琛的宿愿。无论讲资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20045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的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传记问世。他那年才六十七岁,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遇到这样的灾难?于是,我把王芝琛的书稿推荐给刘硕良先生,请他尽快出版。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20049月初,《一代报人王芸生》问世,接着被《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评为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也采访了王芝琛,播出了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专题节目。更感人的是,一批八十多岁的老大公报人,凑了几万元,要捐给王芝琛治病,向他表达为《大公报》正名的敬意。王芝琛没有接收这笔捐款,但他感到了莫大的欣慰。一年后,王芝琛与世长辞。
  一个是孙越生,他是王亚南的学生,毕生致力于研究官民关系,80年代写了一本《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官民对立,他认为不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他从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入手,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实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有深刻的启示。他80年代末就写成了这本出,但出版受阻。1997年他去世之后,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辉都觉得应当让他的遗作问世。但尝试了多次,都功亏一篑。2008年,朋友谢泳趁着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的机会,写了一篇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在《新京报》发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注意。今年,她从我处拿到孙越生遗稿的电子文本,我又介绍她与孙越生的女儿取得联系,终于让《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与公众见面。袁伟时先生读到这本书,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学者读后也击节称赞。申张民权,限制官权,已成今日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孙越生的遗著破土而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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