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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志——神木县遗留的旧俗陋习

2012-09-28 08:46:07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201
内容提要:迷信活动:敬神 过去家家敬奉土神、天神、灶君、财神、佛爷、大仙等。室内皆设“佛龛”,供俸“福禄财神”和“家堂灶君”,上书“沐手焚香宝祥鼎呈香结彩,虔心秉烛银台报喜烛生花”。

 

一、迷信活动
   
敬神 过去家家敬奉土神、天神、灶君、财神、佛爷、大仙等。室内皆设“佛龛”,供俸“福禄财神”和“家堂灶君”,上书“沐手焚香宝祥鼎呈香结彩,虔心秉烛银台报喜烛生花”。室外窑面中腿处都凿“天地楼”,内供“天地三界诸神”,联日:“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此外门有门神,圈有圈神,土地庙、龙王庙、山神庙遍布各村。逢年过节烧香磕头,意在祈祷神明保佑平安、招财进宝,造成极大浪费。
   
跳神 群众普遍迷信神鬼,常邀假装会驱邪拿妖,请神下马的神汉、巫婆至家治病。他(她)们披头散发,舞弄扇鼓,又跳又唱,欺人骗钱,群众受害颇深。
   
设坛 一些神汉、巫婆并不“出马”,只在家中设坛扮神说白,以能招魂、放药、扶乩、增寿为诱饵,欺骗群众上供、送神衣、赏布施,从而勒索钱物。上当受骗者甚众。
   
化缘、许愿 由神汉、巫婆或道士、和尚、尼姑收凑布施,作修庙、办会及僧、道、尼众食用,叫化缘,俗称“挖布施”。民众因病或为求神保佑达到某种目的,常自愿给某神、某庙赏钱、赠匾、挂袍、唱戏、送牲祭甚至出家念佛、顶神下马等,叫做许愿。上布施、还愿每以物重为虔诚,不少人不惜倾家借贷而为之。
   
看风水 一些庸儒学习玄学,以看坟、划宅、埋葬为职业,叫做“风先生”,俗称“阴阳”或称“平业”。本县城乡,每逢丧事、建宅、迁居、兴工动土等,多请阴阳择日。旧时连出门、上任或小孩断奶也请他们选择良辰吉日。阴阳索财很重,看一块坟地1015元,葬12030元。就是放1个吉日,也需35元。
   
算卦、相命 算卦相命多系一些生活无着落的盲人所为,亦有以此为业的江湖骗子。他们有的以“麻衣相”术看面相手,测定贵贱贫富;有的用铜钱卦、抽签卦、测字卦等形式为人卜凶问吉,骗取财物;也有的按生辰八字,用天干地支掐算命运来惑众索财。上当者亦多。
   
二、买卖婚姻和歧视妇女
   
过去儿女婚事全由父母包办,而且常以彩礼多寡为先决条件。一般闺女除拜礼正价(多者达56个元宝)外。还有首饰服装,绸缎布匹(俗称尺子货),曲米花红及踩轿钱、握宝银、见面礼、开脸费等,耗资十分惊人。人们却以此来衡量女子身价和男方门第,道是“千小姐配名门,廉价姑娘随庶民”。寡妇再嫁其值更昂。娘婆双方家族拦挡,即使离门起程,也常以钱要挟,犹市场交易一般。此外还有缠足、纳妾、童养媳等歧视、迫害妇女的历史陋习。
   
根据旧时“小脚妙手”方显女子俊美的观点,女孩至56岁就该缠足。家长常以布条紧索小孩双脚,使其骨朽肉流,成为“三寸金莲”,今人惨不忍睹。
   
按照过去“一夫多妻”的制度,富有男子可在正妻之外另娶偏房,叫纳妾(俗称“娶小老婆”);贫寒子弟以贱价买女孩抚养为妻,俗称“童养媳”。一般小妾与童养媳常常遭受百般凌辱和残酷虐待,其情着实可怜。
   
三、赌博
   
赌博之风在本县流传亦较广泛。主要有打麻将、玩纸牌、推牌九、丢骰、押宝等形式,而以玩纸牌、丢骰、押宝为甚。过去山野会场“宝帐”丛立,招赌、聚赌为业者颇多。即使一般人,也常以打麻将、玩纸牌为消遣和应酬的手段。不少人因此家资荡尽,生活无着,有的甚至打架斗殴,酿成命案。
   
四、吸食鸦片
   
清朝末年,本县开始种植鸦片(俗称“洋烟”)。不少人因此吸食成瘾,以至萎蘼不振,倾家荡产。民国时亦曾“禁烟”,但又设官膏局,公开出售鸦片,一时吸毒成风,成为危及人民健康的公害。
   
五、不正之风
   
本县解放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文化事业的普及,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加之建国后通过社会主义教育,采取加强治安,严禁赌博、迷信,反对买卖婚姻、歧视妇女等一系列行政措施,一些历史陋习基本根除,其中如缠足、纳妾、吸毒、童养媳等,已经绝迹。但是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封建残余意识的影响,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袭和“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变态心理及信仰危机等,致使社会上歪风四起,党政机关、事企业单位也不时出现一些腐败现象。主要表现有:
   
(一)变相买卖婚姻
   
买卖婚姻本来在建国初通过宣传、贯彻《婚姻法》已经禁止,但70年代以来以变相索要钱财为特征,干涉子女婚姻的现象十分普遍。男女联姻表面上可以自由选择,实质上却仍未摆脱买卖关系。索要财礼的形式城乡不同:乡间女方直接向男方索取父母赡养费、兄弟婚姻费、女儿赔嫁费(服装、手表、自行车、洗衣机或电视机)以及操办喜事的所有用费等。有的地方以“吨”计量,每吨2000元,总计多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理由颇具时代色彩:“养女虽不该算饭钱,但赡养老人儿女有责呀!”况且“女儿不要钱,媳妇白不来。一个女子换一个媳妇,不赔不赚公平交易,你不要人家还笑话你憨哩!”城镇娘家只收12份礼(每份240元),但替女儿索要家产十分厉害。什么住房、组合柜、洗衣机、彩电、风扇、电冰箱、金戒指一应俱全,到时还要查看。借口也很堂皇:“都80年代啦,应让孩子们享点福。”况且“终究还是他家的东西,又不是给我们要哩!”结果城乡都一样:“娶一个媳妇蜕一层皮,投入借贷愁又喜。”有的钱难凑足或婚后不和竟酿成命案。19781980年,城内连续发生3名青年(男12,全系职工、干部子女)因无法满足娘家条件跳二郎山殉情的事件。
   
(二)翻新的赌博、迷信
   
赌博、迷信在60年代前,城乡只有少数人暗中活动,且经反复打击惩处基本根除。“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历史沉渣又悄然泛起,并在“业余娱乐”、“信仰自由”、“整修文物古迹”等幌子下,以“文明”、“时髦”的新花样达到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步。从赌博来看,土法“押宝”渐被新式“打彩”所取代,不仅街上有个人摆设的电钮转盘、弹簧压射等打彩工具可供人们碰碰运气,就连银行举办的有奖储蓄也被搞成明码即开型的抓阄形式,让人们公开投机;旧式纸牌全由“麻将”代替,不管上班下班,不论群众干部(一些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在内)都有玩者,而且“不带输赢没意思”,少则108块大家打平伙吃喝,多则一夜输赢千数八百元。目前连朴克、象棋、台球等也成了新式赌具,每盘胜负至少要有35元赌注。当然公安机关一直在抓赌禁赌,可惜利用“公家造的娱乐工具”耍钱,尚未列入被禁之列。
   
至于迷信,简直到了滑稽的程度。“文革”时期,一方面盛行狂热神化毛泽东主席的现代迷信,城乡家家敬供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而且“早请示、晚汇报”,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犹虔诚的教徒对待上帝、圣经一般;另一方面以打神拆庙为重点的荡涤封、资、修污泥浊水的洪流汹涌而来,一批如二郎山、天台山等处很有价值的古寺庙建筑群及内部壁画、雕塑皆被毁于一旦。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经过短暂惊疑的空虚,转而相信神鬼、命运。目前大街测字摊前问卜者不断;庙宇中香烟缭绕,旗、匾飘扬;庙会上布施箱改称“集资箱”,由执勤人员监护设于要道,舍钱、还愿者竞相解囊。求神、拜佛、抽签、打卦的有扶杖老人,有青年学生,也有干部职工,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以前已拆毁的旧庙很快修葺一新,而且牵头化缘集资的多系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曾被打击甚至法办的巫神竟乘坐小汽车出入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家庭“看病”,而所有这一切,大家又都觉十分坦然。
   
(三)请客送礼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山头主义,派性关系的诱发,70年代以来,一些人借传统社交礼仪,在社会上掀起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歪风。开始只是个人之间相邀或互赠礼品,用以笼络感情,疏通渠道。继而公对公办事也需以吃喝送礼为先导,否则“(机关)门难进,(办事员)脸难看,事难办”。结果宴席由冷盘小炒进化成山珍海味、汾酒茅台,人数由35人发展到2030多桌(每桌10人),礼品由35元增至数10数百元。目前逢年过节、丧葬嫁娶自不必说,就连入伍升学、调职提薪或求人办事等,都要“恭喜”、“发财”或请客答谢。一般低收入者对此早已苦不堪言,但风气所致只得咬牙应付。1985年一位科级领导干部嫁女,借城关小学教室摆酒席40余桌,宴宾整整两天;1986年一个打字员为爱人续产假招待女方领导1次花消80多元。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申报指标、核批款项、洽谈业务或迎送视察贵宾、接待检查评比等公务活动,也是“非宴不尽情”,“有礼好办事”。于是猴头燕窝,云烟贵酒之后,还须另选红枣、绿豆、本县地毯、榆林毛毯等土特产品及紧俏商品相赠。一些人不但乘机吃喝白拿,而且借此呼朋唤友编织上下左右关系网或同学同乡结构层,有的甚至拉帮结派,干扰日常工作和县党代会、人代会的顺利进行。群众对此极为愤慨,他们在惊呼“前门堵死了!后门敞开了!”的同时,编顺口溜挖苦道:“按文件办事扯皮拖拉,找关系说情一个电话。”、“要拉关系摆上几桌,海吃大喝花的公家,将少换多倒也合算,最倒霉的还是国家。”
   
(四)弄虚作假
   
由于极左路线的催逼和受林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等谬论的侵蚀,60年代初本已刹住的“大跃进”浮夸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并有所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县党政机关及事企业单位,几乎普遍存在程度不等的虚报浮夸甚至假公济私的作风。所以,社会上从贸易市场的冒牌掺假商品到政治、文化领域内的假报道、假典型、假学历、假文凭及假单据、假证明等以假乱真的丑恶现象无奇不有且屡见不鲜。有的竟在极严肃的升学、招工招干考试中和城镇青年参军上也搞夹带、“帮考”、转移户口及冒名顶替等活动。据工商、审计、纪检部门查证:有人在1市斤羊绒中竟掺入35市斤沙子;不少单位借考察之名集体公费至全国各大城市旅游或开假发票报销吃喝和购置分发大衣、雨具、沙发、自行车及其他生活用品;部分干部职工以假证明骗取文凭、计划生育手术证、准生证及劳务、假期、差旅补助。仅1986年,查出违纪开支近17万元,撤销假冒中专文凭70多张。他们认为,当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人人反对弄虚作假,但谁也不愿先从自身做起。因为大家从“通过关系搞证明,机关领导不惹人,你好我好单位好,年年先进分奖金”的现实生活中总结出一个十分错误而又现实的结论:“以老为实总吃亏,‘灵活’一点常沾光。”
   
(五)以权谋私与索贿受贿
   
以权谋私与索贿受贿本来是封建官僚制度私生的双胞胎,而且早在30多年前就同官僚机构一起被扫入历史垃圾箱。然而十年浩劫以后,由于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一些人逐渐丢掉了共产党联系群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滋生出“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想法。于是上述两具僵尸又乘机还魂复活起来。到1986年,干部队伍中利用权力安排亲信、多占住房、损公肥己甚至索贿受贿的行为几成风气。从谋私手段看,大致可分3种形式:其一自己动手,即亲手审定利己的文件或制度。1983年大修家属院期间,县委、政府及部局个别领导,不仅以权多分多占住房,而且预先指使施工人员为其加工加料。1984年出卖公房时又作出“不超造价评议,国家补贴40%”的规定率先购为私产,占国家的便宜。其二间接索取,即以权力批转、建议或作某种表示通过其他部门及个人谋取私利。少数身居领导岗位的干部凭借手中权力,或冠冕堂皇建议有关部门安插、调整子女、亲信到重要岗位及实惠单位工作;或在批款批物时借口代购东西巧取礼品,有的甚至以他人名义合伙经营工商牟利。据统计,本县大部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受到优先安排的照顾,有的可以挑选接收单位。目前父子、同乡同在一个部门供职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三等价交换,即利用手中权力或与实权人物的特殊关系作为向对方索取好处,讨价还价的筹码。你给我批条子,我给你送票子;你为我供货物,我给你好处费;你安排我的子女,我提拔你的表亲,甚至实物保管员、工程施工员或首长的通讯员都能以自己的作用得到好处。人与人的交往,除了相互利用、价值交换外几乎别无其他关系。难怪群众这样嘲讽时弊:“朝中有人能掌权,手中有权好赚钱,无人无权不花钱,办事就比登天难!”
   
上述不正之风虽然不是整个社会风尚的主流,但因其关乎民众利害,危及国家肌体,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尽管近年来采取整党整风、机构改革、开展法制教育、强化纪律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社会风气稍有好转,但病根尚未尽除,复发乃至加重的危机依然存在,当政者仍需严加防范。

                                        编辑:李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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