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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两千年前封建制度崩坏 中国社会已民主化

2012-08-15 09:08:14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153
内容提要:反观中国,自从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社会已完全民主化了,社会上缺乏一个有效的统治阶级,所有现代化的主张都是由少数个人提出,一般人则自愿地跟进。

 

核心提示反观中国,自从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社会已完全民主化了,社会上缺乏一个有效的统治阶级,所有现代化的主张都是由少数个人提出,一般人则自愿地跟进。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070417版,作者:周质平

胡适提出两个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何以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期之内,获大成功,而中国则长时期地停滞不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只是在工业和军事上,至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改变是极为有限的。然而,中国的情形却是日本的反面,在工业和军事上,中国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但一般人的生活和信仰,却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而有了实质的改变。

 

   妇女问题

 

在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中,中国妇女所受到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是让他最感痛心的。1928年,他在《祝贺女青年会》的讲稿中指出:

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剁去两只马脚,然后赶她们去做苦工!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个国家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对中国妇女的遭遇却少有这样沉痛的呼号。在他两篇专论中国妇女的英文论文——1924年发表的《中国女权的宣言书》(AChineseDeclarationoftheRightsofWomen)和1931年的讲演《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Woman’sPlaceinChineseHistory)中,胡适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中国妇女问题的。这两篇文章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妇女的问题历来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而中国女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悲惨不堪,历史上有许多出色的女子,她们的历史地位,即使男人也是望尘莫及的。

《中国女权的宣言书》一文是根据胡适1923年完稿的《<镜花缘>的引论》中的第四节《<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改写翻译而成的。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胡适固然也很推崇《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在妇女问题上的特识,但他毕竟没有把《镜花缘》视为中国女权的宣言书。胡适这样抬高《镜花缘》的地位,多少是要英文的读者知道,中国历史上,并不缺像李汝珍这样的明白人。这和他在《信心与反省》中说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宣言书》一文的末尾,加了如下这段话:我要附加说明,《镜花缘》是1828年出版的,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皇登基之前九年,这个事实可以澄清许多人怀疑李汝珍的看法是受了外国的影响才形成的。(原文为英文)

胡适在中文《<镜花缘>的引论》中并没有这段话,这是特意为英文读者加的。这段话多少展露了一些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别以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观念都是外来的,李汝珍的特识却是彻头彻尾的本土产物。

1931年,胡适发表《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在文首他清楚地表明,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要说明中国妇女即使在传统的压迫之下,还是享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一般的印象是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非常低。这篇文章的目的却是要述说一个不同的事实,并进而说明,即使在传统的压迫之下,中国妇女还是为她们自己建立了,在我们看来,相当崇高的地位。如果这个事实包含着一个道德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女人是不可能受到压迫的——即使是在中国。(原文为英文)

这段话里的最后两句,女人是不可能受到压迫的——即使是在中国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两句话体现了一定的揶揄和幽默:即使情况恶劣如中国,女人岂是轻易能受到压迫的?如果认真推敲,几乎可以得出胡适否认中国女人受过压迫的历史事实。这和胡适在中文著作中不断为中国妇女呼号的态度是截然异趣的。

接着胡适在文章中列举了在政治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女子,从亡周的褒姒,到汉朝的吕后、窦太后,再到唐朝的武则天,对她们的事迹都作了扼要的叙述,并总结道:中国女子并不曾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她们扮演了不算太差的角色。

在第二小节的开端,胡适写道:在非政治的领域里,中国女子也有非凡的成就。他所举的例子包括西汉救父的淳于缇萦(因为她的努力,文帝在公元前167年废掉了残酷的肉刑)、完成《汉书》的班昭和宋代的词人李清照。在说到李清照的生平和事迹之后,胡适引了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叙述婚后与夫婿赵明诚一段安闲甜蜜的家居生活,并加评论道:

这是12世纪初期,一幅美丽的家居生活图,我们看到了绝对的平等、知识上的伴侣和合作,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自足快乐的小世界。(原文为英文)

虽然胡适同意,像《<金石录>后序》中所描绘的生活,无论在中外都美好得近乎不真实,但他同时指出,《<金石录>后序》至少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女人享受过连现代男人都羡慕不已的生活。

在文章的第三节中,胡适提出了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多少女子曾接受过教育的问题。他用1929年所写《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语气上却与中文文章大有出入。在英文稿中,他给读者的印象是:过去三百年来,中国有不少妇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能写诗填词,甚至将作品集印成册。虽然这些作品大多局限于文学,但在数量上是可观的。任何人如果只看胡适的英文文章,大概不免觉得女子教育在传统中国并非罕见。

反观胡适在《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中,在同样资料的基础上,他的态度却是严厉批评的。他认为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都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两千多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畸形社会向来把女子当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诗填词,岂不更可夸炫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

胡适在中文文章中,不但没有为过去三百多年来中国能有两千多个女作家的历史事实说过一句好话,甚至还将此作为歧视女子的另一种特殊形式,他只看到这是一个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然而,他在英文文章中却指出,这种传统的文学教育提供的书本知识虽不能领导中国妇女走上解放或革命的道路,但还是让她们成了比较好的妻子和母亲。所谓少量的知识是危险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少量的知识比完全没有知识要好得多。胡适指出这样的文学教育能使妇女成为孩子更好的老师。这是妇女受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全文的结论中,胡适极肯定地说道:

在种种梏桎的压制下,中国妇女展现了自己,并为她们自己在家庭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赢得了相当的地位。她们掌握了男人,统治了帝国;她们为文学和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最大的贡献则在教育她们的儿子,并把他们塑造成现在的样子。要是她们没能作出更大的贡献,那也许是因为中国亏待了她们,不值得她们贡献更多。(原文为英文)

要是我们只看胡适英文著作中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我们几乎会误以为在女权的问题上,中国一向是个开明的社会。当然,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一文中所提出来的都是历史事实,在中国三四千年悠长的历史上,是不乏杰出成就的女政治家和文学家,但套用一句胡适自己的话:但那十几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然而,胡适在英文著作中谈到中国妇女问题时,却不免让人觉得,他似乎正是想用那少数的几颗星来照亮那满天的黑暗!

胡适除了为中国的女权有过一番解释之外,在英文文章中,对中国的婚制也作过热烈的辩护。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文章极力批评早婚及近亲结婚等中国恶俗。他自己的婚姻也正是中国婚制下的一个牺牲。但他出国之后,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竟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演讲、写文章,曲意回护。他在19146月出版的《康奈尔世纪》上发表《中国之婚俗》(MarriageCustomsinChina)。中国人由父母主持的早婚,在胡适的英文文章中,几乎成了良风美俗了。他说:

早订婚有两大好处。这可以保证青年男女的终身伴侣,因此,他们就不必为了找寻配偶这样重大的问题而焦虑,而这也正是西方年轻人所经常面对的难题。早订婚也可以给年轻人以一种责任感,要他们一直保持忠实而且纯洁。(原文为英文)

类似的议论胡适在《留学日记》中也有记载,如191414日,有《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一条,同月27日,又有《演说吾国婚制》一条,皆可参看。

 

   中国在进步

 

胡适在英文著作中谈到中国,多少有些隐恶扬善的心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中,不但隐含着近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而且妇女也有相当崇高的历史地位。至于说到中国的改变,他强调中国是在进步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

19261111,胡适在英国剑桥大学作了一个演说,题目是《过去一千年来,中国是停滞不前的吗?》   HasChinaRemainedStationaryduringtheLastThousandYears?)。这个演讲是为了反驳威尔斯(H.G.Wells)在《世界史纲》(OutlineofHistory)中的说法——中国文化在7世纪已达到巅峰,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此后千余年,中国在文化发展上是停滞不前的。

胡适在演讲中指出,唐代只是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始,而非巅峰。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使大规模的知识流传变得可能,这在文化发展上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是不能估量的。唐代文学的成就,主要只是在诗的创作上,散文的成绩并不理想,至于戏剧和小说则更谈不上。第一个伟大的剧本出现在13世纪,而杰出的小说则更迟至1617世纪才完成。至于在哲学上,唐代缺乏第一流的思想家。禅学和理学的兴起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朱熹和王阳明的成就都迈越前代。清代的学术则更足以压倒千古。

类似的看法在胡适192173日和1922519日的日记里有过零星的记录,但都没有这篇演讲论证得翔实。

唐代以后千余年的中国固然是进步的,20世纪以后的中国也并非停滞不前。为了要说明这一点,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多次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早在他回国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刊物《哥伦比亚观察家》(ColumbiaSpectator)上发表文章,力斥袁世凯恢复帝制之非。他说:清代帝制的最大罪恶,在为中国建立了一个世袭、无能而又腐败的官僚体系,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就在推翻这个官僚体系,即此一点,其贡献已无可估量。

19391010,纽约世界博览会将这一天定为中国日,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在博览会上发表《双十节意义》(TheMeaningofOctoberTenth)的演说。他指出辛亥革命有两重意义,第一是推翻异族统治的种族革命,第二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印象是:连皇帝都得走,还有什么旧制度是可以不变的呢?这样一个开放而又自由的气氛为五四以后社会上和学术上各方面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9411010,胡适再次肯定辛亥革命在社会和文化大解放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肯定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也就是肯定近代中国是进步的。这两篇论辛亥革命意义的英文文章和1934年所写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双十节的感想》,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基本的不同,但在语气上却有微妙的出入。《双十节的感想》固然也肯定辛亥革命的双重意义,但也同时指出,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清朝的覆灭,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贡献,不如说是内部的腐化使其到了不得不灭的时日。在绪论中,胡适回溯了辛亥革命以来23年的成绩,认为中国人太不努力,23年来的一点建树,不足以酬先烈们所流的血。他感慨地说道:“23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这样的感慨,在胡适的英文著作中是见不到的。

19392月,《世界传教士评论》杂志(TheMissionaryReviewoftheWorld)上摘录了胡适的一篇演讲,题目是《论中国的进步》(OnChina’sProgress)。胡适指出自1917年到1937年,这20年之间,中国在知识、道德、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以至于民族的尊荣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他特别提出以下五点作为代表:(1)专制政权的推翻;(2)教育制度的改良;(3)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改变和妇女地位的提高——胡适把这一点誉为五千年来最伟大的改良thegreatestreformofthelastfivethousandyears);(4)社会风俗的改良;(5)政治组织的新发展——胡适将这一点称为无血的革命abloodlessrevolution)。

在文章的末尾,胡适指出近代的领袖人物在知识和人品上都超越前代。他说,孙中山思想上的勇迈、人格上的伟大和行动上的无惧courageofthoughtgreatnessofpersonalityandfearlessaction)都超过曾国藩。在胡适中文著作中,如此热情肯定近代中国的文字是不多见的。

将这几篇英文文章与1918年发表的《归国杂感》对看,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在中英文著作中不同的态度。在《归国杂感》中,他对当时中国的戏剧、文学、出版界、教育事业,以至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都有极严厉的批评。去国七年,他看不到任何进步,他觉得真可以放声大哭几乎要羞死。这和他在英文著作中大谈中国的进步,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作哈斯克尔讲座(TheHaskellLectures)时,对中日现代化的问题,提出过一套独特的分析。这套分析胡适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引用,可以视为胡适谈现代化议题时一个重要的理论。在胡适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就现代化而言,中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日本。胡适的用心多少是为中国缓慢停滞的现代化作出一个合理而又体面的解释。

胡适提出两个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何以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期之内,获大成功,而中国则长时期地停滞不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只是在工业和军事上,至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改变是极为有限的。然而,中国的情形却是日本的反面,在工业和军事上,中国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但一般人的生活和信仰,却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而有了实质的改变。胡适为这个表面上看来矛盾的现象提出了分析。

胡适将文化转型分为两类,中央控制式(centralizedcontrol)和渐进穿透吸收式(gradualanddiffusedpenetrationandassimilation)。日本的现代化属于第一类,而中国则属于第二类。第一类文化转型的优点是快速、有效,而且目标明确;其缺点则是,主其事的统治阶级往往眼光短浅,急功近利。以日本来说,统治阶级企图用现代化的船坚炮利来巩固日本固有的价值系统,其结果是日本在军事上固然很成功,但在现代化的程度上,毋宁是肤浅而且片面的。如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和妇女地位,在明治维新之后,并没有基本的改变。

反观中国,自从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社会已完全民主化了,社会上缺乏一个有效的统治阶级,所有现代化的主张都是由少数个人提出,一般人则自愿地跟进。加上1911年帝制推翻之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和任何价值,可以免于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免于知识分子的批评。这种在五四运动前后所建立起来的批评精神和风气,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和胸襟。其结果则是:在工业和军事上的现代化极为有限,但是从口红到文学革命,从鞋子到推翻帝制无一逃过了现代化的影响,在工业和军事上缺乏建树的中国现代化,其深度和广度是远远超过日本的。

胡适之所以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多少是希望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能论证出就一般生活和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比日本更为彻底,更为深入。因此,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现代,也更民主的国家。

 

   结论

 

   1960年,中美学术合作会议(Sino-AmericanConferenceonIntellectualCooperation)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胡适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传统与将来》(TheChineseTraditionandtheFuture)的论文。文中,胡适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他指出,孔子的人文主义和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在受到非理性的迷信和宗教入侵时,都是靠着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将中国文化从非理性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把宋代理学的兴起,解释为中国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哲学为挣脱一千多年印度佛教影响的反抗。理学的兴起把中国人从非理性的宗教中拉回到以儒家伦理为基准的价值系统中来。

在英文著作中胡适对宋代理学的兴起所一再强调的是,面对一千年印度化狂澜的冲击,中国本土哲学中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仍葆有持续的抵抗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他说:

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它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并重新解释孔子与孟子的伦理和政治哲学,并以之取代自私、反社会和出世的佛教哲学。(原文为英文)

这点和他在中文著作中提到理学时,其不同的侧重是很显然的。在中文著作中,胡适常常引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来凸显理学在天理和人欲冲突时,舍人欲,而就天理,造成对人欲极大的抑制,终而成为吃人的礼教。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极沉痛地指出: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公婆压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胡适在中文著作中也谈理字的积极意义,但他总不忘提醒中国读者,一种过度严苛的理学,又成了以理杀人的刽子手。

胡适这点态度和解释上的不同,不应被理解为思想上的不一致,或前后矛盾。而是在面对不同听众时,他有不同的着重,在表述时,中英文有其不同的取向。

正因为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并不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近代的价值观念,在胡适英文著作中,西化现代化并不是他的主要议题。西化现代化只是中西文化接触之后,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努力强求之后,外烁于中国固有文化之上的一层外壳。

1933年,胡适在《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书序中提到,他在全书中的理论架构是,即使在缺乏有效领导和中央控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文化变迁正在中国发生。虽然旧体制在受到冲击之后出现了崩溃的现象,但这正是让旧文化新生必不可少的过程。他说:

缓慢地,悄悄地,然而毫无可疑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个事实。这个再生的文化看似西方的,但只要刮去它的表层,你就能看到基本上是中国的基底。这个基底在饱经风雨的侵蚀之后,却显得更清楚了,那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中国在受到新世界科学与民主触发之后的一个新生。(原文为英文)

这样情况下的文化再生,与其说是外烁的,不如说是内发的。这一段话最能说明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西化的态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触发bythetouchof)两个字,既是触发,则西化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中文著作中,读者和听众都是同胞,胡适少了许多体面的顾虑,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写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指出病痛所在,进而激发中国人奋发向上。他强调不宜将文明强分精神与物质,而以一种优越的态度自居于所谓精神文明,而鄙视物质文明。没有物质基础的精神文明,怕不免只是落后和贫穷的遮羞布,并终将成为物质的奴隶。这番意思在《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说得最清楚。将这篇文章和胡适的英文文章《东西文明》(TheCivilizationsoftheEastandtheWest)对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后者基本上是前者的翻译,但在英文文章中,他还是忍不住地把格物致知与17世纪考证的方法与近代的科学方法作了一定的联系。

在英文著作中,胡适对中国文化是充满信心的。他所一再要表明的是,中国这个古文明,并不缺与西方文明接轨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的主要成分是民主与科学。然而,在胡适有生之年,民主和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始终还在摸索,所以他只能回到历史上的中国,到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到明清,去找他的科学精神与民主基础。胡适在古代的思想制度中,去寻中国的民主、科学,这一方面维持了他知识上的诚实,一方面又顾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体面。读胡适论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不能不深体他这番不得已的苦衷。

 

      来源:中华读书报                   编辑:李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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