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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败可怜非战罪”-------杨家将悲剧成因试析

2011-06-22 10:30:06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458
内容提要:一、杨家将悲剧实乃时代悲剧、制度悲剧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苏辙出使辽国,途经密云县古北口(时属辽境)的杨业庙(此庙为辽朝所建),作《过杨无敌庙》诗: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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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家将悲剧实乃时代悲剧、制度悲剧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十一月,苏辙出使辽国,途经密云县古北口(时属辽境)的杨业庙(此庙为辽朝所建),作《过杨无敌庙》诗: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军魂。[1]

辽朝在宋辽交界之处,为宋朝的抗辽名将立祠祭祀,说明杨业在辽朝君臣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自北汉归宋后,屡立战功,犹以雁门关一战威慑天下:“会契丹入雁门,(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陉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2]前引苏辙诗“一败可怜非战罪”句,说明宋人早就明白,陈家谷之败非杨业之过,而是另有原因。历来史家多认为监军王侁是害死杨业的主犯。近有李裕民先生作《杨家将新考三题》[3]合乎情理地说明,逼死杨业的主犯是主帅潘美。潘美妒贤嫉能,与刚愎自用的监军王侁沆瀣一气,非将杨业置于死地不可。李先生此文将学界的认识推进一大步,其功不可没。此前有香港宋史学者何冠环先生在《论太宗朝武将之党争》[4]一文中,认为杨业在宋初军队中属于北汉河东军系,而太宗一系的军中诸将如潘美、王侁之流党同伐异,排挤打击以杨业为代表的河东军系,亦即是军中派系斗争害死了杨业。拙文欲再深究一步,在宋辽对峙的北宋初年,宋朝是多么需要杨业之类“老于边事”、“忠烈武勇,有智谋”的戍边宿将,而潘美、王侁之流缘何竟敢下此毒手,借辽人之刀杀本朝宿将,陷杨业于必败之地?特别是在杨业之前,史称“屡有战功”[5]的抗辽名将郭进被逼自杀,逼死郭进的是监军田钦祚;[6]杨业之后,北宋武将遭到猜忌、压抑之事更是愈演愈烈。此类事例反复发生,说明宋代武将集团命运多舛,其后必有更为深层的制度原因。好在学界已有不少成果论及宋代的军事体制,除上引李裕民、何冠环等大作外,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兵制初探》有开创之功,[7]陈峰的《宋史论稿》中的大部分文章亦涉此题。[8]此外还有张其凡、邓小南、张邦炜等众多学者的相关论文。[9]这些成果为本文的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教益和方便。

笔者认为,杨家将之悲剧,实乃宋太宗统治时期的时代悲剧。可以说,太宗时期逐步形成的“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右文抑武”之三大国策是此类悲剧一再发生的制度背景,此其一。宋太宗在得位不正的心理阴影下,处心积虑地推行“将从中御”、猜忌、贬抑武将等举措,极大地削弱了前线将帅的财权、事权和主动性,此其二。若从战场局势看,可以认为,监军体制是逼死杨业的直接导因,此其三。由于前二点学界前贤已有相当充分的具体研究[10],本文拟就第三点认识稍作申论。

二、战争形势分析:以西路军为重点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太宗命曹彬、田重进和潘美兵分三路伐辽,意欲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史称“雍熙北伐”。东路是主力,由曹彬率领20万大军从雄州出发,攻取幽(今北京)、蓟(今天津)二州。中路军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县北),趋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出雁门(今山西雁门),攻云中(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州)。三路宋军兵力达30余万,精锐尽出。起初进展顺利,东路军攻下涿州等地,中路军攻下蔚州等地,西路军连克云中、朔州等地。五月,形势逆转,东路军主力与耶律休哥率领的辽军在岐沟关(在涿州西南四十里,今河北涞水县东)决战,宋军大败,死伤过半。太宗急令回师。六月,辽军主力转而向西,再陷寰州(今朔州东北),寻歼宋西路军。七月,太宗命潘美、杨业护送云、朔、寰、应四州吏民南徙宋境。作为“老于边事”、身经百战的副帅杨业,深谙辽军军情和边地形势,提出了一个可称“万全”的作战方案,来实现太宗的战役目的。杨业对主帅潘美、监军王侁等人说:

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11]

在十余万辽军的凌厉攻势下,仅凭西路军数万人,要在宋军战略退却的危急态势下,实现保护三州数万吏民的安全南迁,确是一个不易完成的艰巨任务。按照杨业的方案,宋军可以先从代州出动,从大石路(今山西应县东南大石口)北上,前出至应州。与此同时,派人密告云、朔两州守将,当宋军北上之时,最北端的云州吏民先行南撤。当宋军抵达应州时,杨业估计,占据寰州的辽军必来寻战。此时,即让朔州吏民出城,经石碣谷南下撤离。为防辽军追击,杨业建议率先在石碣谷口埋伏好强弩,让射手杀其锐气,同时,在中路用驰援之骑兵冲击辽军。这样,三州吏民就可以安全地撤回内地了。当时辽军的主力在雁门山以西的北川一带,而宋军则在雁门山以东的代州附近。杨业这个方案的实质就是避开了辽军主力之锋芒,以宋西路军主力之佯动牵制辽军主力,影响其运动方向。在此过程中寻找空隙以撤退三州吏民。应该说,杨业设想周全,符合战场实际情况:既能避开气势正盛的辽军主力,又能完成撤退三州吏民的任务,何乐而不为呢?

谁知志大才疏、骄傲轻敌的王侁完全不顾宋军已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退却之情势,讥笑杨业是怯懦畏战。他说:

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往而行。[12]

王侁的意思是,西路军可以越过雁门山,进入雁门山以西的北川之中,大摇大摆地“鼓往而行”,便于与辽军主力接战,却只字不提宋军掩护三州吏民南撤的主要任务。另一名监军刘文裕立即表示附和,主张按王侁的意思办。杨业当即表示反对,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为什么是必败之势?据当时战场形势分析,辽军在击败中路宋军之后,气势正旺。辽军主力希望乘此锐气,从河北战场转战山西,击败宋朝偏师西路军。另一方面,宋军中路主力大败,无论如何会影响西路军的士气,何况西路军只是数万人的偏师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宋军当然不能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勇,主动撞到辽军的枪口上去送死,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前所述,宋军此时已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退却,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三州吏民南撤而已,有什么必要到雁门山以西的北川之中与辽军主力正面对撞呢?

王侁也许并不认为自己理亏,但在杨业的反诘之下,他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为自己的错误主张辩护,气急败坏之下凶相毕露,只得拿出监军的杀手锏,指责杨业有异心他志:

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13]

杨业原是北汉降将,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归降宋朝。宋太宗因其洞晓敌情而又骁勇善战,授予左领军卫大将军,让他知代州并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负责山西前线防务。杨业没有辜负宋朝的信任,第二年春,即率军从代州西出雁门,在雁门北川中与潘美军南北夹击辽军,大获全胜。时在太平兴国五年三月:

癸已,潘美言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会敌十万众侵雁门,令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处,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获铠甲革马甚众。[14]

前引《宋史·杨业传》所云契丹见杨业军旗即避走即在此战之后。

杨业以降将身份受到王侁“有他志”的诬蔑,百口莫辩,悲愤已极,只得违背常理与常识,表态出战:

业非避死,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15]

杨业明知,以西路军之一部欲在雁门北川的信道上挡住辽军十万主力,是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的。所以出战之前,泣告主帅潘美,预作安排:要求事先在陈家谷口(今朔州西南)埋伏步兵、强弩,并兵分左、右翼为后援,等他转战此地,“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16]

潘美与王侁虽然答应了杨业的请求,事先陈兵陈家谷口,但当杨业在前线鏖战之时,监军王侁却事先离开谷口,随后主帅潘美也离开了谷口,“乃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17]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行”三个字。灰河即今恢河,是桑干河上游,在朔州境内从西南向东北流去。所谓雁门北川,就是灰河河谷地带,也是宋辽交界地带的交通要道,辽军常取此道深入宋境劫掠。潘美如欲为杨业助阵,则当沿灰河河谷向东北行,“西南行”显然是退往宋朝辖区之举。所以,潘美“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潘美压根就没有准备上前线与辽军交锋。听到杨业战败的消息时,他已在“西南行”的退却途中。这说明潘美心里是清楚的:以杨业数千人之偏师,要挡住数万辽军之铁骑,是断断无此可能的。他既已在退兵途中,当然不会践约死守陈家谷了。

可怜杨业从中午战至傍晚,转战至陈家谷,却看不到一个援兵,“拊膺大恸”之余,只得“再率帐下士力战”,结果“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敌所擒。”[18]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死前叹息说:

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妒,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异地![19]

这说明杨业头脑很清楚,这次战败被俘,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被潘美、王侁等妒贤嫉能的奸臣所害死的!

三、监军体制是害死杨业的直接原因

由上述战场形势检索不难看出,是监军王侁的错误意见,断送了抗辽名将杨业的性命。作为西路军副帅的杨业,其军中地位在一人之下(主帅潘美)、万人之上,他明知凶多吉少,仍旧被迫出战,怕的不是王侁这个下级,而是王侁身后的监军体制!按宋朝军制,监军是皇帝派到前线军中的耳目,往往由皇帝心腹担任,其主要职责,并非决策指挥,而是监督军中主帅,防其“异志”生乱。遇到异常情况,监军们背靠皇权,“口含天宪”,握有应急处置之权。凡得罪监军的将帅,往往没有好下场。在杨业看来,与其受监军诬陷而死,不如前线战死,以明心志。这样说绝非猜测之词。事实上,早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已有抗辽名将郭进因不堪监军田钦祚之“凌轹”而自杀身亡之事发生,且“左右无敢言者”。[20]同为抗辽前线主将的杨业不会不知此事。如与监军王侁闹翻,杨业深知难免郭进被欺凌至死的下场,于是只得孤注一掷,死里求生了。

而主帅潘美在杨业与监军王侁、刘文裕的激烈争执中并未表态,至少史籍上未留下潘美的片言只语,此点耐人寻味。作为主帅,潘美不仅完全清楚战场形势,而且其本人亦非庸才,而是富有作战经验,[21]应该清楚杨业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完成太宗撤退三州吏民的万全方案,但他却在这场争论中一言不发。这有二个可能:一是他和王侁都是太宗一系的军中新贵,要排挤、打击以杨业为代表的北汉军系。——这是何冠环先生的看法。[22]一是潘美自己妒贤嫉能,要置杨业于死地。——这是李裕民先生的看法。[23]现在,我提出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潘美虽然贵为主帅,却与杨业一样同在监军王侁、刘文裕的监控之中。如果支持杨业,则必然处在王侁等的对立面,而监军可不是随便能得罪的;如果反对杨业,则实在找不出杨业方案的破绽来,且要承担遭致败绩的连带责任。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潘美老成圆滑的一面表露无遗。他听任杨业与王侁反复争执,自己却始终不发一言。这样,不管结果如何,自己都可以推卸责任:按王侁的方案打,杨业如胜,这是自己参与讨论决策的结果,讨论过程中并未反对王侁这个方案,至少是在我主帅默许的情况下通过这个方案的;杨业如败,则这个方案是王侁提出、刘文裕赞同的,我的责任并不大。而从战事发展的过程来看,潘美已经料定杨业之行胜算不大,故在王侁离开陈家谷之后,也率军向宋朝辖区撤退了。如果此番推测还有几分道理的话,则监军体制的淫威亦是潘美采取圆滑态度的促成因素之一。事实上,人在采取某种重大决策,或在重要辩论中如何表态,其时必做多方面、多因素之考量、权衡,此乃人之常情。事情很可能是,潘美妒贤嫉能,巴不得号称“杨无敌”的杨业在此战中吃些苦头;杨业果败,则可借此打击、削弱北汉军系的实力;这样做还可以与监军们保持一致,避免与其搞坏关系;而万一杨业战败,则自己责任不大,这是王侁等人的馊主意——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呢?或许在潘美看来,一言不发实在是困境之中高明至极的处理办法,谁也抓不住我的把柄。

事情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潘美的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潘、王、刘三人因“败约,援兵不前”事后遭到宋太宗的申斥和处分:王、刘二人除名发配,而潘美连降三级,处分最轻。一年以后,宋太宗改变看法,认为杨业遇害应由王侁承担主要责任。[24]潘美责任再获减轻。

综上所述,监军体制应该是导致杨家将悲剧的直接原因。经过上个世纪多次运动风暴的人,相信都有这个体会:一个政策下来,一场运动过去,多少知识分子(如1957年反右)、干部、群众及其家庭(如“文化大革命”)同遭劫难。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说过,一个好制度,可以使坏人少犯错误,一个坏制度,可以使好人做不成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家将之类的悲剧在宋代多次反复上演,其时的制度背景难辞其咎。这是时代悲剧、制度悲剧。具体个人当然有责任,但个体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当代新制度主义认为,人性如水,制度如渠,水渠的走向规定着河水的流向,亦即制度是规范人性的渠道。当悲剧反复发生的时候,除了要无情拷问个人的良知以外,我们必须再问一句:制度出了什么问题?——或许这是考察杨家将悲剧所应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这个启示或许对我们今天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无裨益。

作者:葛金芳  湖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 苏辙:《栾城集》卷一六《过杨无敌庙》。

[2]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标点本,第27册,第9303-9304页。

[3] 李裕民:《杨家将新考三题》,《晋阳学刊》2000年第6期。

[4] 何冠环:《论太宗朝武将之党争》,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5年,新第4期。又收入何著《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87-135页。

[5] 《太宗皇帝实录》卷四一“雍熙四年六月庚子条”。燕永成点校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105—106页。

[6] 《宋史》卷二七三《郭进传》

[7]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

[8] 陈峰:《宋史论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9] 张其凡:《论宋太宗》,《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邓小南:《导向的确立——兼谈宋初“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朱瑞熙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61-91页。张邦炜等:《五代北宋前期部署问题探讨》,朱瑞熙等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第十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35-60页。

[10] 除前引王曾瑜、张其凡等成果外,还可参阅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51-167页。

[11]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标点本,第27册,第930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1页。

[12]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标点本,第27册,第930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1页。

[13]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标点本,第27册,第930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1-622页。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三于癸已条”。标点本,第473页。

[15] 《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标点本,第27册,第930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2页。

[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2页。《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所载略同。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2页。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2页。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八月条”,标点本,第622页。

[20] 《宋太宗实录》卷四一,《宋史》卷二七三《郭进传》,曾巩:《平集》卷一六。又陈锋《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有详细考述。

[21] 《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

[22] 前引何冠环:《论宋太宗朝武将之党争》一文。

[23] 前引李裕民:《杨家将新考三题》

[24] 《宋史》卷四六三《刘文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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