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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说书的前世今生

2012-03-09 08:42:12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222
内容提要:陕北说书是西北地区十分重要的曲艺说书形式,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来吸收眉户、秦腔及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过去均为盲人演唱。表演形式为一人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三弦或琵琶,此外,还有绑在小腿上的,以两块木板制成的甩板,和绑在手腕上的俗称“蚂蚱蚱”的一串小竹板,这是作为打节奏用的。陕北说书的演唱内容分为“三弦书”与“琵琶书”两种。后经民间艺人韩起祥等人改革,一人可同时操5种乐器伴奏: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击节木片、小锣或钹。

   

  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剧照

  作为陕西省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陕北说书,曾一度被人们淡忘。随着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的正式启动,这一民间艺术再次受到人们关注。为了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陕北说书这种传统的民间曲艺瑰宝,领略这一独特文化的魅力。记者日前走访了几位陕北说书艺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陕北说书及艺人的前世今生。

说书艺人大多来自横山

  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陕北说书与周代的瞽官有关,那个时候执政者为了考察民情,派一些老人深入农村采集民歌,同时说点故事维持生计。这些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就与陕北说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唐代的变文,也就是寺院和尚向普通老百姓做宣传的变体文字,形式与陕北说书很相似,开头还有押座文,与陕北说书的书帽的作用一样,都是用来让听众们安静下来。还有学者表示,宋元时的话本,即现代小说的原型,与陕北说书的词很像,特别是陕北说书中的古书。清代的《榆林府志艺文志》里记载说康熙九年,刘帝说传奇,颇靡靡可听……赛过江南柳敬亭。说明说书这种形式在康熙年间盛行过,但不能表明陕北说书就是起源于康熙年间。

  陕北说书的历史目前并没有定论。通过探访,记者了解到近代陕北说书的一些点滴。横山县文化广电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孟涛介绍说,现在流传的陕北说书是在韩起祥手上形成的,可以说韩起祥就是现代陕北说书的开山祖师。他从13岁开始学习说书,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创造出了陕北说书。回到横山办学习班,把本事传给当地的村民。后来因为逃荒,很多当地人到了宁夏、内蒙、甘肃、延安等地。尤其是延安革命时期,横山人逃荒到延安的人最多,并把陕北说书也带了过去,虽然在说唱形式上各个地方又有一些改革和创新,但基本还是以横山老调为基础的。孟涛说:可以说目前的陕北说书艺人80%是横山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横山人张俊功随父逃荒到延安,在延安进行陕北说书的创新,把由一人表演的陕北说书改为由多人表演,增加了陕北说书的趣味性与表现力。据此,孟涛认为现代的陕北说书发源于横山县。

成为延安新文艺不可或缺力量

  陕北说书之所以出名,得益于大师韩起祥与张俊功。78日,记者辗转神木县大柳塔镇,找到了韩起祥的大弟子孙旺生及其弟子孙锦福。

  在与孙旺生师徒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韩起祥出生于1914年的横山县韩家园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子女众多,13岁时韩起祥被母亲送去学习陕北说书,师从米脂县杜家畔村盲艺人杜维新。由于其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学艺三个月后便正式出师,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由于当时的陕北连年灾荒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导致他只能流浪街头,卖艺为生。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高奋琪、杜刚等革命党人,使他明白了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和争取解放的道理。于是他同义兄苏相成、恩师常树仁等革命同志一同去县城闹官请愿,智斗恶霸地主,遭到************,后来遇到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刘志丹和苏相成指引韩起祥以说书卖艺为名,暗地里宣传红军。在蟠龙战役和宜川瓦子街战役中,韩起祥担当起情报员,把情报装入随身携带的三弦壳里,遇到敌人后,受到怀疑和搜查,眼看要暴露时,韩起祥抱着三弦滚下山崖,带伤坚持着把情报送了出去,从而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26岁的他突破国民党的层层防线,由国统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深受感触,在边区带领同行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改造旧艺人和说新书活动,陕北说书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新文艺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创作一些新书,有《大翻身记》、《红鞋女妖精》、《中国红》、《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王丕勤走南路》、《时事传》等作品。

  韩起祥在延安宝塔山下为群众表演陕北说书

毛主席亲自给老艺人送三弦

  韩起祥编唱新书的消息不但在边区各地广为流传,而且很快传到中央领导的耳边。1945年到1946年前后,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专门请韩起祥去说书。周总理听完后,很有感触地对周围的同志说: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是一种多好的文娱宣传形式啊!”毛主席发现他说书的三弦破旧不堪,承诺等到全国解放后送他一把新三弦,让他继续为文艺事业做贡献。

  1950年,韩起祥出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1953年,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十分荣幸地得到了毛主席赠送他的牡丹牌新三弦。会后不久,周总理亲自安排韩起祥学会了盲文,对他后来的创作、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56年,韩起祥出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后来又出任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韩起祥被当成文艺黑线人物多次遭受游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曲协得以恢复,他继续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这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工作关系由北京转回到了延安,并在新成立的延安地区曲艺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馆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不顾年迈体弱,常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继续编创新书,抢救民间曲艺遗产,培养说书新人。又创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给毛主席去说书》、《喜相逢》等新书。

  198986日,这位铁鞋踏遍黄土地,金嗓唱彻碧云天的人民曲艺家恋恋不舍地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整套喜怒哀乐、慢平紧快,男女老少的陕北说书技巧理论,成为陕北说书最可宝贵的财富。孙锦福告诉我们,韩起祥引领了陕北说书的黄金时期,创作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广为人们所喜爱。

  陕北说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陕北的传统民间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榆林市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在陕北特别是榆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应如何对传统艺术进行传承、发展乃至创新,这是当地文化部门和陕北说书继承人需要面对思考的大课题。

  陕北说书艺人

韩起祥弟子

坚持不懈传承手艺

  陕北说书之所以出名,得益于大师韩起祥与张俊功。710日,记者辗转来到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找到了韩起祥的大弟子孙旺生及其弟子孙锦福。73岁的孙旺生看上去精神矍铄,谈起说书的话题依然情绪饱满。上世纪50年代,由于家贫,他远赴延安师从韩起祥学说书。70年代后期,他回到横山被任命为当地曲艺队队长。当时的曲艺队有20多人,80%是盲人或残疾人,每年要两次下乡巡回演出,走集市、逛庙会、下田间、到地头为群众演出,成了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当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之时,陕北说书也与时俱进,逐渐从文革时期样板戏为主的题材中走了出来,转而以宣传和歌颂国家政策为主的新型说书。但是受到改革经济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逐渐遭遇了市场冷落,迫使一些说书艺人转由其他方式谋生。孙旺生在十多年前迁往了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居住,开了间杂货铺,偶尔有需要说书的活动和场合,他都会欣然前往,一把三弦,一副甩板和一副蚂蚱蚱依然是他表演时的全部行头。现在表演可全是免费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陕北说书。孙旺生说,自己的子女大多住在镇上,生活还能过得去,所以他也就不以说书为生了,但他还在经常研究琢磨着说书的事。前段时间得知省上举办陕北说书大赛,他下决心一定参加这次比赛,并为这次参赛写好了一段回忆师傅韩起祥的说唱词。孙旺生说,比赛使他灵感顿生,仅用20多分钟就写了45页的台词。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参赛的实力,孙旺生大老远的将他的说书行头从家里带到了徒弟孙锦福的住所,给记者接连表演了两段传统说书,又把自己新编的书词一字不落的说了一遍,惊得四邻都探头观听。

  孙旺生徒弟孙锦福对陕北说书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他与延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孙宏亮一起研究陕北说书多年,对陕北说书的曲艺风格等研究甚多。同时,他还在不停地搜集着与陕北说书有关的史料,现已搜集出从清末到民国3年的50多部的说书底本(原本),整理了小段:河北鼓书、山东快书、扬州评弹、苏州评弹、上海说书等全国曲艺小段1000多首。

演出门票两元钱仍乏人问津

  陕北说书曾在过去被人们所喜爱,给人们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乐趣。在旧社会的红白事也少不了它。一个好的说书艺人的生活水平其实是不错的。可如今,随着信息的多元化和多种多样的娱乐形式的兴起,使得陕北说书没了用武之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多年轻人对陕北说书等传统文化已经无所了解,也不再感兴趣。曾有人学习郭德纲的德云社,在延安专门租了个大礼堂表演说书,门票只要两元钱,可惜的是只有刚开始的三个月人较满,到后来就生意冷清门可罗雀,说书的经营难以为继了。

  710日,记者在榆林郊外的常乐堡山寨采访了以说书为生的贺光利、张胜雄师徒俩。师傅贺光利今年40岁,米脂县李家站乡人,师从同乡冯有社,于1988年开始说书,后由于市场冷淡,不得不转行做其他工作。因为干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而自己又热爱这门艺术,今年贺师傅与徒弟张胜雄重操旧业,每天在农家乐中为食客说上几段,以此谋生。我们每月每人能挣4000元左右,生活较以前强多了。但这也只是夏季,如果是冬季生意也就淡了。况且不是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喜欢陕北说书,一般是中老人居多,外地游客不怎么喜欢,他们也听不懂陕北方言。贺光利说,语言表达形式的局限是陕北说书流传地相对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陕北说书的春天能否来到?

  虽然陕北说书曾一度被冷落,但随着陕北矿产资源的开发,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在填饱肚子的同时,转而追求传统文化也日渐成为一种时尚。陕北民歌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唱响全国,这说明陕北的文化受人关注。作为陕北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说书艺术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在榆林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十二五时期榆林市将加大文化产业的投入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完善,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施文化建设“135531”工程,筹措百亿元用于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陕北说书,相信也将受到更好地保护与发扬。

  陕北说书作为一种宣传方式正在被各个单位所运用。靖边用陕北说书形式面向广大育龄群众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奖励扶助、家庭创业和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受到了群众欢迎。公安榆阳分局用陕北说书使群众更好地了解防抢防盗防骗的基本安全常识以及识毒、防毒、拒毒的相关知识,提高了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横山采用陕北说书来宣传科学发展观,达到施教于乐、群众易接受的良好效果。 横山县的田间地头、集市庙会成为了陕北说书宣讲科学发展观的阵地:党中央发号召,全党都把科学发展观来践行

  2011518日,经过五年的筹备,陕北说书研究会在横山县文化馆正式挂牌,入会的说书艺人有榆林、延安两市共193人,而其中横山县就有33个队80多人。横山县文化广电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孟涛说,韩起祥是现代陕北说书的第一代艺人,而以孙旺生、张俊功为代表的第二代说书艺人将陕北说书推向了鼎盛。第三代传人孙锦福等人作为陕北说书的传承人,对陕北说书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孙锦福说,陕北说书要想传承下去就必须得在内容上创新,符合大众的口味才行,同时也需要社会的支持与帮助,政府的扶持与鼓励。只有这样,陕北说书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据了解,第一届陕北说书大赛1979年至1980年由韩应莲组织在延安举行:第二届于2006年在定边举行,内蒙、甘肃、庆阳、宁夏等地的说书艺人都参加了比赛,共有146队报名,100队入选。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是传承、创新陕北说书艺术的一次重要活动,由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陕西省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本届大赛设西安、延安、榆林三个分赛区,分报名、选拔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从5月下旬开始到9月中旬结束,将是陕北说书近年来的一次盛事。

 

来源:大公中原新闻网讯  杨永存                        编辑:李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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