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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垛山徐德墓志铭粗释

2011-06-19 09:57:47 来源:神木文化艺术网 浏览:722
内容提要:这是神木县近年继县城南李家阴湾出土明代张凤墓志铭之后,在县城北杨家城附近又出土的一块宋代古墓志铭。由于墓主人“世居麟州新秦县”,且为行伍之家,其父辈到他本人的历史时间段,正好与麟州杨氏家族兴衰期大背景相符,所以对研究古麟州杨家将文化与地方史很有价值。


[]:这是神木县近年继县城南李家阴湾出土明代张凤墓志铭之后,在县城北杨家城附近又出土的一块宋代古墓志铭。由于墓主人“世居麟州新秦县”,且为行伍之家,其父辈到他本人的历史时间段,正好与麟州杨氏家族兴衰期大背景相符,所以对研究古麟州杨家将文化与地方史很有价值。我虽所学浮浅,但为促同行关注,这里先粗陈管见,如有讹误之处,敬请诸多指导。

一、原文试做断句(繁体字以简化字代)

宋故秉义郎徐府君墓志铭

上舍张中愈撰

学正王天佑书丹

将仕郎行兵曹事李及时题额

君讳德,字得之,世为麟州新秦县人也。父智,故赠率府副率。君起家微贱,奋身行伍,善骑射,精击刺,勇冠军中,人以骁锐称之。自朝廷用兵西南,君无一战不在其间。富良之役、宥州之师、岗斯罗之战,龙横青鱼之讨,君用命斗贼,摧锋夺隘,累以功迁府州威远都虞。候崇宁四年(1105),换授右侍禁羌⑨,充保德军沙谷渡巡检⑩。在任,贼服栗,不敢入境。当以夹岸有江11,卿,雅趣秩满12,遂谋居焉。大观元年(1107),朝廷以君有  和川斩  之功,转又侍禁13。大观二年(1108),该八宝赦恩,转西头供奉官14。政和三年(1113)改授秉义郎。君向从富良江日,当冒瘴气,几于不救。后以年老旧瘴再发,医不能疗,政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之正寝,享年七十一。君先娶刘氏,内殿承制15刘公之女也,故赠崇德县君16。继娶董氏,今封永寿县君。男五人:长为僧,法名道隐,受业于府州天宁寺;次曰知常,武艺精绝,宛有父风;次亦为僧,法名惠净,落发于保德军承天院,系名表白17;次曰衡幼,居学校,升为外舍生18;次曰微尚。女,一人,早亡,皆刘氏所出也。孙二人。卜以政和五年(1115)正月初一日,葬于麟州新秦县石堡岭19之原妻刘氏焉。君之行事,余熟知之,其子有请,义辞不克,因走笔为之铭云:

猗欤徐公起寒微   门闾高大生光辉

战功屡立间帝围20 荣曳朝服脱戎衣

赤心报国天弗违   寿七十人亦稀

就葬先茔得其归   庆流子孙有所依

二、文词加注初释(附析文中特定意向)

[注解]

①武宫名,类同“保义郎”。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北宋徽宗重定武官官阶,分52阶。保义郎为第49阶。大约相当于今日校级军衔的军官。

18宋代学位。王安石新政于熙宁四年(1071)定三舍法与科举并存。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学生在一定年限和条件下,可由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依次而升。上舍,相当于进士阶层。外舍,即起步文人,相当于州县一级的文化人。

③学正,从宋代起,以后各个朝代,国子监(相当于教育部)所属的学官皆称学正。即主管教育的官员。(各州、县学正,相当于今市、县教育局长)。

④皇帝待从,主管将仕事务的官员。约为兵部侍郎之下的副职。

⑤唐开元12年(724)建置,治所新秦(即今陕西省神木县杨家城遗址)。

⑥率府,“军将门第”之誉。正、副是等级。

⑦此处的“用兵西南”。有两种可能指向,一为麟州西南(因为“宥州”在无定河源头之上。“岗斯罗”则是党项语“藏底河”的同一语译音,有说此城遗址在陕甘宁交界处),一为中原地方西南。前与党项羌对峙;后(如富良江)似为西南少数民族之地。

⑧都,晚唐以后军队的编制单位。《宋史·兵志四》五百人为指挥使,百人为都。虞,把守和掌管山泽津岸的武官。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连续立功,这次由武士被升为担任带领百人以上兵马的军官(似相当于现代连队长官的职务)。

⑨禁军,指皇帝身边的亲兵。然而,北宋称正规军(即官兵)为禁军,地方军为义军。禁羌,专门来御防河西党项羌犯境的朝廷直属部队。

⑩巡检,官名。始于宋代,主要设于关隘要地的政府特派官员,监管数州、一州或一县之地。以防突发事件发生,更防民变,故多以武臣当之。

11疑指“富良江”。江、河、湖、海之边均称“岸”,隔岸相对称夹岸。即言其驻军之地,河流山泽风景与地形之貌。

12当地充满传奇的遗闻轶事。

13侍禁,皇帝身边的侍卫(即禁军武士)。

14供奉官,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宋代东、西供奉官为武职阶官。西头供奉官为内待。

15内殿承制,即:内制。“内制”指皇帝主动发出的特别文告。这里指专门负责此事的官。

16古代妇人的封号。唐代五品之妻才封县君。宋代,微宗改命妇封号,改县君为室人、安人、孺人,旋又改室人为宜人。徐德非五品大员,其妻封县君,疑似撰文者用旧制之誉,对逝者妻室因有身份地位的泛称。

17 “名表白”,这里是指很有表述能力的讲经说法和尚。

19石堡岭,从此文得知草垛山原名石堡岭(即古时候这座山头上有过石堡)。

20由于他累立战功,便成为在皇帝身边能直接听到皇帝声音的人。

当音尝曾经    (疑为兠、同兜,则该读dou)

(疑为稚、  ,即小的意思。则该读zhi)

三、墓志内容浅谈

徐德是神木县北宋时代曾经在徽宗身边当过侍卫的禁军武官。他们家世居麟州新秦。他出生仁宗庆历三年(1043),逝于徽宗政和四年(1114)古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71岁。由于他曾身进皇墙,官至秉义郎,所以他去世后,兵部主持兵将事务的专职官员将仕郎李及时给他的墓葬题了额。他的子孙们又请他生前知情好友,进士阶层的文职官员张仲愈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张仲愈也说他对徐德的行事熟知之,故言义不容辞。就连主管教育的学正也亲自下笔在石碑上为他书写了这块墓志的文字。在当地古代的人物中,特别是武职,这样的官阶不为很高,可是就因为他入朝“侍禁”,临终获此殊荣。

徐公字得之,从小出身寒家,又逢动乱时代(家乡麟州的西南就是西夏党项羌的军事重镇夏州)。当时的中原政府赵宋王朝与北辽、西夏对峙,经常打仗,因此徐德成人后就奋身从军。他在军中勤苦练功,很快就使自己成为“善骑射、精击刺、勇冠军中,人以骁锐称之”的一位地方军中武艺高强的勇士。所以在朝廷用兵西南的“富良之战,宥州之师,岗期罗之战”的战斗中,他都“无一战不在其间。”而且在阵前显示出如猛龙横空的杀敌气势和鱼跃般的动作敏捷,拼命地与敌搏斗,“摧锋夺隘,屡立战功。”所以他又很快就由一个普通的武士被提升为小校,赐任威远都虞,驻军府州河防要地,开始当上了军官。后至徽宗崇宁四年(1105)他被选拔进入皇家的正规军,入“右侍禁羌”部队,驻防保德军的沙谷渡,升任巡检,带兵独当一面。在任期间,敌人畏服,不敢入境。

他率所部,不论到乡间、城市风光处,还是江河夹岸险要地,都每至如归,安心久居,保地如保家,克敌制胜。徽宗大观元年(1107),就是因为他在“  和川”破敌“斩首有功”,遂升转为京城保为皇宫的正式侍卫官。一年后,皇上开恩又转赐他为“西头供奉官”。徽宗政和三年(1113)改授秉义郎。可见,他在徽宗身边连续当侍卫8年之久,实属皇帝的近距离亲兵了。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除了战斗的风险,也有过生活的危难。特别是他在富良江的日子里,曾传染上地方病瘴气,几乎无救。后来虽然保住了生命,可带下了终身遗疾。结果到老来,旧病复发,医不能疗而去世。

他先后两妻。前妻刘氏,是宫庭里“内殿承制”刘公的女儿。所以刘氏先逝得赠“崇德县君”之誉。后续董氏亦获“永寿县君”之称。徐公五子一女,小女早亡;皆为刘氏所生。徐公去世时,已有孙男二人。由于他逝在隆冬,子孙们按阴阳术士卜定葬日在正月初一,在家停灵月余后方行葬仪,才把他归葬于他们家的老坟,与先妻刘氏合茔。

四、铭文让我们看到的几个历史问题:

1、从墓主人的经历和铭文中,透露出来宋朝兵制存在着根本性的弊端。

徐德本来在地方军中是一员“摧锋夺隘”的虎将,可是由于皇帝对禁军与地方军的看待不一样,把他选拔到皇家部队中为“重用”,其实这是失战略之利为局部保安。我们由此管见宋朝的国家军队存在着禁军(皇家部队)与地方军(民间称的义军)之别。难怪宋朝皇帝每对民间称“杨家将”与后来的“岳家军”都十分反感,非常忌讳。认为朝廷只应有赵家军、赵家将才对。所以不断扩大禁军,且采取“军无常将,将无常帅”加以控制,以至禁军成为正规军的通称。岂知这样正好分裂了国家整个军队的肌体,产生了等次阶级。所谓禁军,其实战斗力不见得很强,却处处超人一等。他们所到的地方,官、民还得尽力加以保护。宋夏对立期间,张亢、张在与夏人的兔毛川战斗中,让义军打着官军旗号,误导敌人与义军激战,结果二张才得获胜。所以事后,张亢上章向皇帝进言说:“王师每出不利”既不是“节制不力”,也不是“号令不明”,其结果经常是边将“自我贪功,或左右前后自不相救;或进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为持权者所逼(笔者按:如杨业之死),或因懦将所牵;或人马困饥而不能住,山川险阻而不能通;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宋史·张亢传》文见324卷列传83)。这让我们想到前国民党军队也曾有嫡系和“杂牌”的区别,且时时防范着“杂牌”。“杂牌”受抑,怎么会真心听其指挥?这一点,民国总裁蒋公制军,与宋朝皇帝们虽时别古今而同出一辙。如此用兵,岂有不败之理。

2、佐证了神木当地古代民俗尚武:

徐德自幼家贫,亦因家乡地近胡羌,久为边城,所以长大成人之后“奋身行伍”。所谓“奋身”,是自投招募,有“立志”之因,不是强迫抓去当兵的。可见他少年时代就喜欢练武,因此而才练成具有善骑射本领的“骁锐”之功。这一点,与他出生前相隔百年之久的杨业少年时代喜欢练武很相同。《宋史》记杨业少年“倜党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这也就是因为家乡麟州的山川地貌和临边民族环境所形成的地方民俗尚武的原因所致。所以欧阳修在《杨琪墓志铭》中写下“新秦近胡,以战射为俗,而杨氏世以武力雄起一方。”所谓“世以武力雄起”,那就不是仅仅从杨弘信这一辈人才雄起的。这正是杨弘信为“麟州地方土豪”和他进入州城“自为刺史”的基础条件与根本原因。这便纠正了有人言杨弘信是从“河东打过来的镇守麟州”的说法。

就是因为麟州这地方自来尚武的习俗,才被宋代杨家将忠勇保国精神先天性地所吸收;被明代神木出现的“张总兵”所发挥;被清代郝伟冲锋陷阵所表现;使清朝中晚期神木县武科夺魁,有了“神木弓马甲天下”之誉。

徐德幼年时代,正是折继闵任麟州刺史之时。徐德英勇奋战的岁月,正是折克行至折可大主政麟州之日。他晚年入禁军大内任护卫官,又正是杨宗闵任麟州刺史期间。所以,他的经历,让我们察觉到北宋晚期,麟州地方的许多历史背景,这对我们了解神木古代民俗民风,对研究杨家城今天开发事,均不无第一手资料的价值。

3、对杨家城遗存的一块大碑残块提供出可推断的参考:

在杨家城废墟中,遗存下来一块残大碑,与草垛山徐德的墓志铭碑石相比较,两块碑的石料都是当地的本山石头。这就为我们提供出分析杨家城大碑块来历的启示。

徐德临终已是告老还乡人,“卒于家之正寝”。就其在京根基,他们家有能力到外地制买一块花岗石之类的石料。然而他们仍然就地取材,可见当时的麟州没有运输这类东西的条件。这就说明此墓志碑的雕刻工也是用的当地石匠。类推可想,撰写铭文的作者和为葬墓提额的朝官都可能没有来到麟州。只有书写碑面字的王天佑该是当地(或州、或县)的学正。更由此让我们想到,入宋以来,长期战乱的麟州,当时能够为一个“秉义郎”(相当于今正团级)这样的武官,举办如此规模(停灵一个多月)的葬仪,应该是有过一定时期安定环境的。同理比较,像杨家城那么大的碑,其墓主人的身份和环境条件,应该是更高更充分的。

杨家城残碑,大小远超当地一般碑的尺寸。就目测,碑的厚度约35公分左右。宽为一米上下。按地方习俗常规比例,原碑长度(除碑头、碑座)就该在3米以上。如此高大的石碑,在本县古往今来(包括当地各大庙宇神殿)均为罕见。民国以前,本县的碑林应该说是在文庙。当时那里有碑大小近百块,可并没有高过25的。那么杨家城这块碑的墓主人该是谁呢?

从唐置麟州到北宋终的杨家城,是这块大碑出现的时间段。因为,建州之前的新秦,仅为一古堡,是个只驻军队的要塞;元初城毁战乱之后,当地再无大户定居。而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可立如此大碑者,只能有折嗣伦,杨弘信,杨重训他们,折嗣伦晚唐麟州刺史,逝于唐末905年前后,但他家的老坟在府州孤山镇的李家洼村,他那里有墓碑在。至于杨重训继父嗣位麟州刺史,但并没有在麟州去世。而且(包括他在内),他之后均属宋臣,即便是麟州高官,谁也不可能敢立这么大的石碑及其举办相应的葬仪。所以,我认为只有重训的父亲(也就是杨业的父亲)杨弘信他才具有这种条件。其一,他去世时五代临终,麟州城的一切权力都还在杨家世袭之手。不管(后)汉、(后)周的哪一位皇帝,对麟州都只能“官”,不能“管”。加之,中原战乱,唯麟州有五代时期的安定社会环境,允许杨家有立这么大的碑以显荣耀。其二:残碑块破碴显示,这块碑是人为故意砸碎。文字不留一痕,碑头碑面主体也无一小块遗存。但好在这块残碑上镶边石雕的陀螺小花纭纹图案告诉我们,它符合古麟州当时当地同类艺术(如修建二中时发现的宋葬内石桌边上的石刻花纹)的存在。因此,我坚定地认为,杨家城遗存的这块墓碑的墓主人,应该就是杨弘信。

4、展示出古麟州时代人们的社会意识

“一石击起千层浪”,任何事物(自然的或非自然的)反应,都不会是无由而生,无因而变。徐德五个儿子中,就有两位走进佛门。戏剧演出的杨家将中也有五郎上五台山为和尚的情节。他们都不可能完全是因为穷途没路,该是社会环境中的信仰所为。人类对神的概念源远流长,古麟州时代的当地人对神的奉从,更显盛行。为什么呢?当时北辽,西夏与宋对峙的连年战争,三方都遭削弱。紧接着辽亡于金,北宋也将随之而末日来临。作为大内侍禁的徐德之家,对朝廷的衰败不能不知。位于边关的麟州黎民也都会感觉到国家的前途与生存的未来,依旧充满战争。然而,中国古代战争中敌对双方,都对寺院如同现代战争中的“红十字医院”一样,各进攻方都不作为破坏目标。所以五台山能够在多次战乱中存在和扩展。尤其是佛教的“普渡众生”,使大多寺院与神殿庙宇成为厌世者的落足之地和避难之所。于是,特别在民间,信仰神灵便成为生活中的常俗。从北魏到元代,今神木县当地出现了许多古庙石窑(如:县城东山的古佛洞与城川曾有过的普济寺、禅海寺,以及高家堡的万佛洞等),皆因历来不同时期出现的相同环境而有之。所以安葬徐德,竟由阴阳术士卜定在大年初一进行(当地人传说,今天的春节那一天是佛祖的修练成功之日)。类同意识,就连后人重修杨家城的将军庙,也被那位在神界可以共管佛道两家的北方神“真武”所取代。而且碑记者故弄玄虚地说此庙“渺不知何年所建”。还又说“康定中(宋仁宗时代)西人背约,且犯吾境(原定屈野河西七十里为宋夏界),此庙现神物,若指挥益军状”。连敌对的西夏人也“大恐”,黎明逃奔。可见其当时“神”与“佛”的宗教意识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是何等地位。这也同时是当时“番汉杂居”的地方民族部众中,彼此融合的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所以那时的地方人士才把将军庙说成是“实新秦祈福之奥(妙)区”而“ 悚心起敬”。其影响之深远,到清朝,高家堡城隍有迎驾之说;神木城乡民户,几乎家家都有供桌、供器、供奉着“佛爷爷”的铜像。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杨家城的边塞文化含量,对古麟州时代的当地人,因宗教信仰而形成多民族融合意识的历史事实,既不能排除,也不可一概以“迷信”行为论,而不找根源地加以否定。

以上陈述,粗抛拙见,权作引玉之砖,供大家审鉴,并求多方赐教。

     ( 作者/杨 文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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